「Blackbird singing in the dead of night, take these broken wings and learn to fly. All your life, you were only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to arise.（大意：黑鳥，在黑夜中歌唱；牠們的翅膀受了傷，但仍然想著要飛——你的一生也一樣，都在等待振翅高飛的那一刻。）」
約翰藍儂（John Lennon）那略帶寂寞又暗含憧憬的嗓音很容易辨識，是的，你沒聽錯，這是英國搖滾樂隊披頭四（The Beatles）的那首《黑鳥》（Blackbird），它發行於1968年，看起來是在描述自然現象、激勵人們重獲勇氣，但亦有另一重深層含義：1960年代，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社會中對非裔美國人的歧視仍無孔不入——例如部分州在巴士上實行黑白人種分隔措施、不許非裔學童就讀白人學校等，這最終令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爆發，並很快席捲全美各地。當又一次抗議爆發後，聽聞此事的披頭四成員保羅麥卡尼（Paul McCartney）寫了這首歌，其中含義不言自明。
美國的非裔民權運動於1968年反越戰運動時達到最高潮，從聯邦到各州各級法院的判決亦彌合著不同種族間的「天壤之別」，從階層躍升等層面的意義上，不少「黑鳥」亦真的「振翅高飛」。不過或許連保羅麥卡尼本人也沒想到，時隔50餘年後，有位法國藝術家從這首歌和個人生活體驗裡獲得了新的靈感，並創作了饒有趣味和意涵的畫作。
「我住在洛杉磯時，有時出門總會見到一群黑色的鳥聚集在天空的某片區域，」 Marie de Villepin描述起自己客居洛杉磯時曾見到的景象，「它們總會從天空的一側再飛到另一個方向，時而又重複往返，我不知道這些鳥是哪裡來的——它們總會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出現。」不過，令她更困惑的是，為什麼鳥類會這樣飛來飛去？「後來我查資料才知道，這是一種名為群飛（murmuration，一種鳥類以呼聲與改變形態的結集行為、以圖逃離獵食者威脅的群體遷移）的現象。」她笑著說。
這位參與了三個樂團、喜愛搖滾樂的畫家很快聯想到了披頭四的那首《黑鳥》，不過這次，她想在用手指塗抹的油畫《黑鳥》中重新詮釋這一切——一個屬於她的、符合這個忙亂時代特性的新鮮解釋：在粉白色的天際中，黑色的身影仿如鷹隼，從四面八方匯聚而來，從近處看，更能看到好像陽光折射的粉色、紅色顏料點綴出的光影，動靜相映成趣。色彩變化之餘，看起來更蘊含著某種自然界韻律的變幻，「或許你也可以聽到它們的鳴叫，」Marie de Villepin看著遠處投入的欣賞者，上前與他們交談起來。她說，自己想令觀者思考的內容更多，「鳥會『群飛』，人也可能如此——在現今亦步亦趨的社會中，人常常會跟隨著某一種特定或預設的標準，而往同一方向結隊前行，就和這些黑鳥一樣。」她認為，當世界的結構被「過度刺激」時，「人類亦會因而在紛亂的環境中，衍生對秩序、意義和美感的渴求。」
這便是她從現實和內心觀感中汲取巧思、將其化成抽象後，再試圖引人思考當下的一種藝術創作手法。她說，自己選擇這種創作方式與很多因素有關：例如玩音樂的經歷、日常的「靈機一動」、家庭的影響、自己旅居多地的經歷——林林總總，不一而足。而本次的展覽中，亦有一部分是她自己多年的音樂收藏，例如披頭四、大衛寶兒（David Bowie，英國搖滾音樂家，號稱「搖滾變色龍」）、Pink Floyd的黑膠唱片，「它們都啟迪了我，讓我在畫作中亦尋求韻律感和節奏感。」她說，「那幅《黑鳥》中如若有規律般飛翔的鳥兒便是明證。」
音樂之外，日常的思考也是她創作靈感的重要來源。「對我而言，畫作就像是我的日記，是我每日所觀所想的延伸，它並非是我看到的某處景色，而是我的感覺、內心的想法、靈感。」Marie de Villepin表示，「或許很多藝術家都是如此，你不知道那種感覺從何而來，但突然間你就會有那種靈感，這很奇妙。」不過她亦坦承，將這種感覺訴諸筆端、轉換成作品也頗有挑戰性、比較辛苦，「尤其是當時，我要在比較狹小的空間中創作——不過，我也從這個過程中學到了很多東西。」她說。
這種不斷學習及靈感轉化的過程，在Marie de Villepin成長過程中「一以貫之」。在位於中環畫廊的展覽中，她指著一張背景看起來像是寺廟的舊照片，裡面有個似乎還在讀幼稚園的小女孩，正以大地為席，墊著筆記簿，不知在寫些什麼，「那就是我，3歲時的我，」 Marie de Villepin面上浮現追憶之色，「我那時跟父母旅居印度，到哪裡都喜歡畫畫，從那時起，我就將畫畫當成了一種記錄生活、捕捉日常瞬間的方式。」
Marie de Villepin的雙親亦非常人，帶她旅居各地的父親多明尼克·德維爾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曾擔任駐印度、美國等地的外交官員，後來更出任法國外長、總理等職，更一度被視為是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Jacques René Chirac）的接班人。他本人亦喜好收藏藝術品，而她的母親則是一位藝術家，Marie de Villepin認為，這種「來自家庭的熏陶」是她藝術生涯的某種開端。
身為前總理之女，Marie de Villepin對藝術與政治、現實生活的關係自有一番見解。「老實說，我們今天生活在這個世界、這個時代裡，一切都是政治的，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是如此，」她舉例指，「你的各種選擇是政治的，你吃什麼食物是政治的，你穿什麼衣服亦是政治的。」Marie de Villepin認為，在紛亂的大千世界中，縱然藝術可以抽象，但具象亦是重要的基礎，「藝術亦可以是政治、同歷史和現實相關的，我對這一點很感興趣。」她稱，人必須了解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例如戰爭，而並非只關注自身，「藝術不應該僅僅是『漂亮的東西』，我對自己作品的定義也是如此：它會反映歷史與現實。」她總結指，透過藝術觸及過往，也是自己希望為未來找到出路或者新視角的表現。
這聽起來與畢加索的《格爾尼卡》（Guernica）頗有異曲同工之處——這種認為「世界是現實的」、取材於歷史、將之抽象化形的思維體現在她的許多作品中，例如2018年創作的那幅畫作——它直接以喀羅尼亞戰役（Battle of Chaeronea，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稱霸希臘的決定性戰役）為名、以粉色為底、黑雲渲染來表現軍團廝殺場面。以及另一幅於本次香港個展中展出的、描繪海戰的作品，Marie de Villepin透露，該作品的靈感來源於二戰中日本與美國的一場海戰，「我看到一部紀錄片，雙方出動了許多潛艇，互相轟擊，戰況慘烈，」她述說起第一次了解到相關歷史的場景。而看完紀錄片後的第二天，回到工作室的Marie de Villepin便將歷史重現於畫板——當然，是以頗抽象的形式：墨黑又略顯青藍的深海中，風雲詭譎，浸染了多重色調的戰艦陣列在前，互射飛彈，或許還有爆炸後碎裂的戰艦，「不知為何，我就是對那一幕難以忘懷，那個場景很令我震撼。」
Marie de Villepin活躍於藝術圈子的雙親對她藝術之路的影響或許更為切身：這對父母與許多法國知名藝術家、音樂家、電影製作人及詩人交情匪淺，更常邀他們到家中作客，包括德國新表現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基弗（Anselm Kiefer）、油畫大師趙無極等人，所以她自幼深受藝術薰陶。她亦特別提及她們一家人與趙無極的交往，「趙無極是我們的良師益友，我從他那裡學到了很多，」她說自己指的是一些東方文化的獨有特點，「例如，對時間、季節的珍視，這和我們很不一樣，」她稱，「在中國文化中，很多事都與季節有關——從一個季節進入下一個季節是個緩慢的過程，在西方文化中，我覺得我們沒有時間，也未能細細觀察、欣賞季節流逝。」她說。
這或許是啟發她創作作品《虎年》（the year of Tiger）的一個重要靈感來源。「這幅畫是一幅『特別製作』，因為按照12生肖與年份的推算，我創作這幅作品時（2022年）也屬虎，」她眨了眨眼，指著展廳左側的巨幅畫作，說這是自己專程為香港繪製的作品。由遠及近而觀之，似乎可以從那種粉色、紅色交織出的熱鬧場景中感受到舊時華埠的喜慶氛圍：右上方的舞龍、中間隱隱若現又威風凜凜的虎頭，更有千絲萬縷的彩帶環繞其間，似乎洋溢著某種喜悅與歡騰。若曾有相關經歷、又能投入欣賞的話，耳畔或許亦會傳來一聲聲回憶般的「爆竹聲中一歲除」。意圖渲染抽象場景的筆觸豪邁揮灑之際，畫家用藍色等顏料星星點點地點綴場景、令畫面更豐富生動的巧思亦浮出水面，「那便是我的『爪印』。」 Marie de Villepin指著下方的一個手印，笑著透露出一個「彩蛋」。
亦或是這份對不同文化的興趣促使Marie de Villepin此番來港開設個展，「這次到訪香港，我體會到了類似紐約、洛杉磯等地的那種都市活力，」這位出生於美國、曾於當地旅居長達12年的畫家說，「這裡有很多人在別處出生及成長、帶來了不同的文化，並匯集於此——他們的思維也很開放、且願意了解、接受不同的文化，這感覺很好，」她笑著稱，自己準備在離港後也嘗試以香港為背景創作些什麼，「是的，我已經有些想法了。」——楊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