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和一隻猴子坐在俄羅斯第一間麥當勞餐廳外。

30年前我父親幫助麥當勞進入俄羅斯 如今麥當勞撤出這個國家202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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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父親是把麥當勞帶到普希金廣場的幾十位經理之一。

這是在1990年拍的一張照片,我和一隻猴子坐在俄羅斯第一間麥當勞餐廳外。在我身後,你可以看到鐵柵欄,那是在餐廳開業的頭幾個月裡,為了控制成千上萬排隊買巨無霸和薯條的客流而設的。

在俄羅斯經營了30多年的麥當勞(McDonald's)在5月17日宣布,將退出這個國家。這間快餐連鎖店是最早在俄羅斯開店的西方品牌之一,在蘇聯解體前夕就進駐了這裡。

直到在大學裡學習了冷戰,我才明白,在普希金廣場開業的麥當勞是鐵幕最早的裂縫之一。在當地人還需要排隊買麵包和藥品的時候,麥當勞就是一座預示著經濟潛能、打著品牌烙印的閃亮燈塔。

在被稱為「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的市場改革帶動普京和寡頭崛起之前,在其它西方連鎖企業擴張進入這個新市場之前,一群俄羅斯年輕人爭先恐後地將資本主義夢想變成了現實。我父親就是其中之一。

「漢堡包學」

1989年,麥當勞在歐洲有近1000間餐廳,但沒有一間位於蘇聯。進軍俄羅斯是加拿大百萬富翁、麥當勞加拿大公司(McDonald's Canada)董事長科恩(George Cohon)的夢想。他認為這是冷戰後美國與蘇維埃陣營關係升溫的決定性標誌。此外,那裡也是一個潛在盈利空間極大卻尚未被涉足的市場。

我父親是麥當勞在前蘇聯僱用的第一批經理之一,這要歸功於他的努力和運氣。他在大學學習食品管理時,聽人家說麥當勞正在招聘員工。在看了一本講述麥當勞傳奇的書,知道這間快餐龍頭平均每週使用多少噸土豆後,他通過了面試,在1989年春天正式在那裡工作,時年25歲。

筆者的父親

他與來自德國、波蘭、南斯拉夫、加拿大和美國的近200名經理一起,參與物色供應商、建立供應鏈、招聘和培訓員工的工作,以及追蹤財務狀況。他因此成為數千個「代表俄羅斯資本主義的綠色貝雷帽(指美國陸軍特種部隊)之一,站在經濟自由戰的前線」,這是美國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格普哈特(Richard Gephardt)後來描述麥當勞莫斯科員工的原話。

他們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就完成這件事。剛開始的幾個月用來學習英語,然後上關於經營餐館的加強課程。期間還包括幾次費用全免的加拿大出差,學習「漢堡包學」,觀看席琳狄翁(Celine Dion)的表演等。

這份工作不僅讓父親有了買一台新的洗衣烘乾兩用機的薪水,還能讓他在出差回來為我和弟弟帶回印有OshKosh(美國童裝品牌)字樣和米奇老鼠的衣服。我父親後來說,當他在加拿大一間酒店的大堂裡看到一碗任何人都可以免費拿的蘋果時,他是多麼的震驚。那是一個繁榮富足的畫面。

蘇聯醃小黃瓜

那時後勤方面存在重大挑戰。麥當勞餐廳幾乎所有的食物和包裝都是在本地採購的。這意味著要和蘇聯時代的體制打交道。一間本來要供應肉餅、蘋果派和番茄醬等材料的工廠在餐廳開業前幾個月仍沒有電。於是,有關部門安排部隊士兵去挖溝鋪設電線。

還有一個問題是食品質量。一次,由加拿大食品科學家組成的團隊實地走訪前蘇聯當地一間農場,其中一位科學家打開了一桶醃小黃瓜,想用探針測試下鹽度。突然,一個俄國老婦人拿著掃把從拐角處急忙跑過來。「把你的髒機器拿走,別碰我的醃小黃瓜!」她喊道。

俄羅斯的牛肉太瘦,無法滿足麥當勞的脂肪含量要求。因此,團隊必須發揮創意,最終從德國進口脂肪,混入碎牛肉中。

筆者的父親

在將西方式管理與蘇聯時代的體制相結合的道路上,遇到任何坎坷都可以通過伏特加和團隊聚餐來解決。他們有一張空白支票——科恩和麥當勞加拿大公司的意思是:「把事做成,需要什麼儘管去做。」這意味著他們每週有四個晚上可以去餐廳吃飯,進行團隊建立。

為了給麥當勞餐廳提供食物或現金,我父親和其他經理每週都忙得團團轉,因為即使是老牌餐廳,當時也缺乏穩定的原材料供應。麥當勞員工之間有十足的信任感,他們抱著同一個想法:他們不是來建設商業帝國的。他們來這裡是為了合作讓事情順利啟動。

文化衝突

然而,餐廳一開業,員工就開始跳槽。雖然麥當勞的工資比較高,在那裡工作令人興奮,但員工流動率還是一個問題。有幾位經理後來被進入俄羅斯市場的其它西方連鎖品牌挖走。

這個問題其實和文化也有關。1990年,麥當勞在美國門市推出了「微笑服務」活動。但在俄羅斯,不是人們不會笑,而是笑得太多會被認為是愚蠢的表現。最初的文化衝突來自於每天讓一到兩名員工專門在餐廳內走來走去,教人們如何吃漢堡,而顧客們則想知道為什麼偌大的餐廳裡竟然不鋪桌布。

即使如此,實驗還是成功了。俄羅斯人紛至沓來,高聲喧嘩著要嘗嘗來自美國的味道,瞅一瞅他們想像中充滿機會和自由的生活。

「對俄羅斯人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嘴裡吃的東西,而是要感受美國。」我父親最近說。「他們從來不是為了食物而來。」

雖然人們懷揣希望,但俄羅斯的政治和經濟形勢依然動盪不安。我在普希金廣場的那張照片拍完約一年半後,俄羅斯發生政變,莫斯科的街道上到處都是坦克。

我父親一直在麥當勞工作直到90年代初,最終帶我們全家搬到了加拿大安大略省,遠離與日俱增的不確定性和暴力。每次我們開車經過多倫多市中心附近的麥當勞總部時,他都會開玩笑說:「看,這就是一切開始的地方。」──Katia Dmitrieva;譯 簡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