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無論中國還是印度，在所謂「全球中產階級」中幾乎都沒有存在感。這裡的「全球中產階級」，指的是收入既不落入全球分配結構的後50％，也未躋身前10％的人群。近半個世紀過去，格局發生了變化，但兩國的走向卻南轅北轍：中國在全球中高收入中產人群中佔比顯著上升，而印度的存在感卻相對削弱。

這一結論出自一年一度的《世界不平等報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頗耐人尋味。畢竟，全球唯二人口超過10億的國家，都曾被視為「成功轉軌」的典型：在蘇聯解體、冷戰落幕後，兩國相繼擁抱市場經濟、擴大對外開放。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印度則化身「世界後台」。按理說，這樣的路徑應當帶來相近的社會結果，但為何兩國民眾的命運竟如此迥異？

要解開這一謎題，不妨先從中產階級以外的印度人說起。在社會金字塔的頂端，是孟買投資管理公司Marcellus Investment Managers所稱的「章魚階層」（Octopus Class），大約100萬的超級富裕人群，生活水平與可支配收入已逼近發達國家標準。這一小撮人從金融市場斬獲高額回報，又以企業高層、銀行家、律師等頂尖職業身份，服務本國及全球富豪群體，財富雪球越滾越大。而在另一端，底層人口持續膨脹。尤其是疫情之後，多達8億印度人不得不依賴政府發放的免費口糧度日，時至今日，這一狀況仍未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