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總理莫迪常把國內間接稅改革視為自己的標誌性成就。2017年，原先由國家、各邦及地方層層徵收的銷售稅與消費稅，被統一的商品及服務稅（GST）取代，經濟學家稱此舉既能增加政府收入，同時對企業有利。 

八年多過去，商品及服務稅未達預期已是不爭的事實。印度政府最近宣布，莫迪的得力助手兼內政部長沙阿（Amit Shah）將領導協商稅制整頓事宜。 

這個消息喜憂參半。可喜之處在於，莫迪願意承認有必要對商品及服務稅進行改革，而民粹主義者鮮少會承認自己推行的政策需要改進。 

同樣耐人尋味的是，這位被當局視作解決棘手政治問題「關鍵人物」的內政部長，如今被任命率領改革商品及服務稅制。沙阿向來是莫迪的得力執行者，從未執掌過經濟部門，卻有著「能成事」的名聲。例如，政府多年來一直試圖將國有的印度航空公司私有化，但屢屢失敗，直到沙阿帶領督辦才終獲成功。這與他的職權範圍無關，全憑其政治地位推動艱難改革落地。 

然而，不利之處在於，商品及服務稅的改革不需要這種政治手腕，它更需要減少政治干預、多遵循經濟規律。黨派間的妥協從一開始就導致了這一稅制的低效。 

經濟學家本希望用統一的全國性加值稅取代印度混亂的間接稅體系，這種稅項應覆蓋全國所有商品和服務，並由單一機構監管。但遺憾的是，印度憲法將徵收間接稅的權力賦予了各邦政府，而非聯邦政府。 

新德里的官員最終不得不達成一項複雜的妥協以爭取各邦支援。印度的商品及服務稅並非單一稅種，而是分為三種，包括：聯邦稅、邦稅及跨區域交易稅。每種稅都有獨立的官員、稅表及申報要求。更糟的是，它最終並未採用單一稅率，而是根據徵稅物件的不同，設置了四階、五階甚至更多稅階。然而，燃油、酒精、電力等大宗商品則並未納入徵稅範圍。 

其結果是，政府從這一新稅制中徵收的稅款始終未達預期。直到去年，間接稅實際收入才超過GDP的6％，達到商品及服務稅推行時的水平。 

對企業而言，某些流程確實簡化了，例如出口商可快速獲得退稅。但欺詐行為也隨之激增。 

近乎10％的已徵稅款被通過欺詐手段騙取退稅。有時，貿易商會購買並提交虛假進項發票，以騙取稅收抵免；還有些企業提交單據，顯示貨物在多間公司間流轉且每次流轉都被抬高了價值，但實際上這些全是空殼公司，涉及的貨物根本不存在，他們進而就這些虛假的高額交易申請進項稅抵免。有一次，欺詐者註冊了246間獨立的空殼公司，調查人員不得不費力釐清。 

多階稅率同樣無補於事。欺詐者還會通過錯標商品類別逃稅，而合規企業則要應對荒謬的分類規定。例如去年，官員們「澄清」爆谷的銷售稅率為5％，但若是預先貼好標籤包裝的產品，銷售稅率則為12％，焦糖味爆谷的稅率更是高達18％。曾在商品及服務稅推行時擔任莫迪顧問的經濟學家稱，這是「一場國家悲劇，違背了商品及服務稅本應體現的『優良簡便』精神」。 

稅制本身的複雜混亂，加上支付與申報的數碼基礎設施簡陋，導致小企業蒙受了比例不均的損失。反對黨人士常稱，繁瑣的商品及服務稅規定正迫使小企業倒閉。大企業同樣不乏不滿之聲。跨國公司常因「出口服務」的定義繁雜而陷入糾紛。去年，基於對稅法條文的特殊解讀，印孚瑟斯公司（Infosys）及部分在印營運的外國航空公司被要求補繳數十億美元稅款（印孚瑟斯6月稱該徵稅要求已撤消）。 

商品及服務稅在實施過程中出現種種違背經濟常識的問題，皆是政治妥協的後果。各邦政府在稅率制定上擁有話語權，卻無人有動力去簡化稅制，反而一心只想著通過降低某類商品的稅率來贏得民粹主義者的支持。 

目前至少應取消現行的一至兩階稅率。理想情況下，應對整個稅制進行徹底改革，將石油產品等免稅項目縮減至最低，最終實現單一稅種、單一申報表單、所有交易適用的單一稅率。若沙阿願意聽取經濟學家的建議，便會推動這一改革。但他很有可能還是會聽從政界人士的意見。——譯 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