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近年接連遭遇世紀暴雨、史上最遲颱風以及最熱冬天，氣候危機已迫在眉睫。然而，港人並未將這些經歷轉化為具體的環保行為。Meta與美國耶魯大學環境溝通研究計劃進行的調查顯示，雖然絕大多數港人意識到氣候變化，但只有兩成人表示非常擔憂，更不認為應對氣候變化是政府首要任務。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港人對環保如此冷淡？又有哪些可行的解決方案？

大自然保護協會（TNC）首席科學家及氣候科學家Katharine Hayhoe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指出，人們對環保行為望而卻步，源於人們不了解氣候風險與自身的關係，「這是種『心理距離』，感覺氣候風險在時間、空間或相關性上與自己相距甚遠。」1951年，TNC在美國創立，其後發展成跨國環保組織，在包括香港在內的81個國家及地區進行環境保育工作。

問題是，氣候危機離香港並非遙不可及。2023年9月，颱風「海葵」襲港，百年一遇的大暴雨導致60宗水浸報告及超過200宗山泥傾瀉報告，造成至少有兩人死亡，超過140人受傷。商場和街道水浸、樹塌，大量汽車浸水報廢。彭博新聞社估計，暴雨在香港造成了1億美元的經濟損失。惟待市面恢復正常後，市民對風候危機仍不為所動。

在談及氣候危機及環保行為時，人們很容易會陷入無力感之中。「換句話說，如果我做了某件事，它對地球會有影響嗎？大多數人都說不會。因為我只是一個人，我能做什麼呢？」Hayhoe觀察到這種「無用論」在全球範圍內都非常普遍。

──Katharine Hayhoe

如何拉近這種「心理距離」、去除無力感，正是推動市民保護環境、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一環。

印尼變革者（changemaker）Melati Wijsen向記者分享自己的變革經歷。印尼是世界第二大塑膠污染國，每年產生320萬噸未經妥善處理的塑膠垃圾，Melati的家鄉峇里島亦深受其害，無論是海岸線還是田野，隨處可見塑膠垃圾的蹤跡。

2013年，年僅12歲的她與10歲的妹妹Isabel Wijsen，不忍看見污染現況持續下去，因而發起Bye Bye Plastic Bags行動，以遊行、示威、組織居民清理海灘，要求當地禁止使用即棄塑膠。該行動旋即引起各地環保組織注意，這讓年輕的環保行動者很快踏上了聯合國大會、世界經濟論壇和TED的演講台。她們最終在五年後成功讓峇里島政府禁塑，而雅加達等多個印尼城市亦在2020年跟隨禁令，Bye Bye Plastic Bags更發展至50個國家及地區。

Melati總結了成功的關鍵，除了適時採取行動外，年輕人的環保意識和渴望改變的心態也起到重要作用，成功引發後續對話，進而推動了變革。她表示：「我們島上的年輕人渴望改變，這促使其他人思考：如果他們要求改變，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做呢？有什麼阻礙了我們？這樣的思考開啟了前所未有的對話。」

────Melati Wijsen

而香港從來不缺環保意識和對話，多個環保團體自1980年代經已設立香港分部：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1981年）、香港地球之友（1983年）、綠色和平東亞部（1996年）、大自然保護協會（香港）（2012年），聯同政府及商業機構每年舉辦不同類型的環保活動。但多年以來，這些對話似乎難以激發市民改變的決心，本港每天人均垃圾產量仍然居高不下，處於1.44公斤的高水平，遠未達到政府的減廢目標，即在2022年前將人均棄置量減少至0.8公斤或以下。

長期從事氣候教育工作的Hayhoe，亦在過去的演講中多次強調對話的重要性。她觀察到，使用驚悚的影像、圖表和數據來描述氣候危機，往往只會加深人們的恐懼和無力感。她指出，「恐懼無法激勵人們改變，它只是幫助我們逃避危險的機制。」她認為更重要的是，應該將氣候風險與個人生活聯繫起來，並提供簡單的應對方式，讓人們感受到環保行為所帶來的正面反饋。此外，政府制定系統化的氣候變化應對措施和減廢方案也是不可或缺的。Hayhoe表示：「然而，如今對環境最有益的行動，對每個人來說卻是最難以實行的。」

今年，本港醞釀十多年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最終未能實施，原因正在於「困難」：九種不同尺寸的垃圾袋及大型垃圾的標籤方式使市民感到困惑；對於超規垃圾的棄置安排（如地拖、雨傘等非傢俬類垃圾）尚未釐清；垃圾回收點不足；三無大廈的垃圾管理面臨挑戰；以及對非法棄置垃圾的執法困難。在市民的強烈反對聲中，港府最終決定將原定於今年4月1日實施的計劃無限期擱置。

Hayhoe建議香港參考韓國的廚餘回收制度。據報道，韓國在2005年就禁止於垃圾堆填區傾倒食物；2013年，政府引入了使用可生物降解袋的強制性食物垃圾回收計劃，同年起廣設無線識別技術廚餘計重回收機，市民需要認證身分後，才能放置廚餘。機器會將垃圾費累計至月帳單，各戶需要在月底繳費。該計劃推行至今，僅在首爾，已設有6000部自動廚餘回收機。「我們需要的（環保措施）是要對每個人來說都容易執行，且最能承擔的，這也是（對環境）最好的事」，Hayhoe指出商業機構和環保組織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環保，「政府有能力為每個人做到這一點。」

垃圾問題或許可以透過市民的實際行動而逐步改善，但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方案上，仍需政府、企業和組織合作，從城市發展及能源轉型等領域著手，讓個人努力與社會進步相輔相成，強化市民改變的決心、去除環保的無力感。

「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單靠個人行為減少碳足跡並不足以應對氣候危機。我們不需要每個人都調高冷氣溫度，我們需要的是電網脫碳，」Hayhoe說。牛津大學研究員前年在《焦耳》期刊發布研究，發現在2050年全球能源實現零碳轉型，將為全球不同國家節省12萬億美元能源成本，越早轉型，能節省的錢就越多。而香港的中華電力已從中國內地輸入大量風能，並計劃輸入更多核電形式的清潔能源，以減少碳排放。她說：「我們必須意識到，這類未來投資影響著所有人。」

──Marine Thomas

港府正在北部都會區進行長遠投資，發展包括元朗、天水圍、粉嶺/上水等新市鎮和鄉郊地區，新增三千多公頃的發展土地，在區內發展專業服務和物流、創科、口岸商貿和旅遊四大產業，將其打造成為香港第二個經濟引擎，創造50萬個新住宅單位及工作職位，可容納250萬人。

在這片總面績三萬公頃的都會區內，有大片濕地、沼澤及紅樹林等自然生態。其中，港府擬剔除247公頃「濕地保育區」及「濕地緩衝區」，讓位於發展新田科技城，這一舉措隨即引來多個環保團體質疑。

TNC年初聯同思匯政策研究所發表報告，建議政府在北部都會區採用「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以重新造林、修復紅樹林等措施，提高區內應對氣候災害及復原力。負責項目的TNC環境保育副總監Marine Thomas表示，協會將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量化濕地對洪水復原力、重新造林對解決熱島效應的作用，利用科學研究證明及發掘自然生態的好處，從而說服政府接納方案。「政府對不同的解決方案持開放態度，但你必須提供強而有力的證據，」Thomas續說，「這是公平的，這就是世界的運作方式。」──黃舜煬；林晉宇亦對本文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