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日本，外國人隨處可見，連Justin Bieber（小賈斯汀）和馬雲都來了。

11月取消入境限制後，近50萬人湧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願望是外國遊客在日本的年消費額增至5萬億日圓（約360億美元），超過新冠疫情爆發前2019年的4.8萬億日圓。中國的清零政策讓這變得困難——以往，中國遊客不僅佔日本入境遊客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也是按國籍計算人均消費最高的遊客群體，但現在，他們在日本期間的消費降幅比平均水平高出33%。

鑒於酒店和餐廳已難找到足夠多的人手來接待遊客，有些人產生了疑問：這個國家在疫情爆發前熱衷於增加本已巨大的遊客數量是否錯誤之舉？它怎樣才能讓更少的遊客花更多的錢？

疫情爆發前，日本是熱門旅遊目的地，它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目標。但旅遊業的繁榮對經濟的貢獻已開始趨向平穩。這個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本自己造成的。 在以外國人為主要對象的生活成本調查中，東京和大阪經常名列前茅，但與其昂貴名聲不同的是，整個國家的生活成本實在是太低了。這是三十年來幾乎一直為負的通脹率、餐廳老闆和製造商競相削減成本，以及日圓疲軟的影響所造成的後果。正如許多抵日遊客都留意到：從餐飲（在東京市中心花近40港元就能吃上一頓高級午餐）到酒店，有些東西簡直便宜得驚人。

最近的一次京都伏見稻荷大社（Fushimi Inari-taisha）之旅解答了這個問題。一方面是遊客紛紛湧進它標誌性的、由一望無際的紅色「鳥居」（torii）組成的隧道， 另一方面則是幾乎沒有人花錢。神社是屬於周邊社區的公共物產，不是宰割遊客的陷阱，幾乎一貫不收門票。當然，遊客在祈禱前通常要在「賽銭箱」（saisen-bako）裡投入幾枚硬幣，購買據說能帶來好運的「御守」（omamori），即是護身符，或者花錢在朱印冊裡蓋上朱印。

但大多數遊人，主要是一些明顯看上去很富有的亞洲人、歐洲人和北美人，完全略過了需要花錢的環節——或是缺乏興趣，或是已經了解箇中傳統，或者兩者都有，因此不花錢就完成了遊覽過程。對於這整體的旅遊問題，可能有個恰當的隱喻：倘若被要求花多些錢，遊客無疑會樂於配合，但日本還沒有想出辦法從他們身上榨取更多利益。

很難想像日本會像某些國家一樣，在這類場所向外國人而不對本國人收費，即實施雙軌制。在機場徵收的那微不足道的1000日圓遊客稅可能早就該上調，但不會產生大的作用。

有一個選擇日益受到關注：大力吸引國際旅遊的「鯨魚」——那些消費額比普通遊客高出很多數量級的超級富豪。日本觀光廳表示，這些所謂的高附加值遊客（在日本期間消費逾100萬日圓）只佔遊客總數的1%，但卻佔消費總額的近12%。

有些議員批評指，到目前為止，日本還未能成功吸引這類富裕遊客，稱失去的機會「無法估量」。他們希望提高日本的接客能力，不僅僅針對那些坐頭等艙的旅客，還包括乘坐私人飛機或超級遊艇的人。

這個國家缺乏招待這些財大氣粗的遊客出入的場所，也沒有他們可以做的事情。 根據株式會社日本政策投資銀行（Development Bank of Japan）的數據，未來幾年，包括京都在內的關西地區還需要1300間豪華酒店客房（每晚房費超過10萬日圓）。

問題主要在於日本建設旅遊基建的速度有多快。多年來，由於日本高昂的生活成本已聲名遠播，加上不容易抵達，外國人基本上不會到訪日本。在2010年代的旅遊熱潮中，外國遊客免簽證範圍擴大的同時，經營者主要改造的是面向國內遊客的現有基建，但國內遊客的假期通常都很短，平均只有兩晚，主要考慮的是可負擔性和便利性，而不是奢華程度。

在疫情期間，京都開設了例如希爾頓旗下著名品牌Roku等酒店，使這裡的設施好過大多數地方，但仍存在一個問題。

「如果沒有海外遊客，平日不會有人住，」京都新開張的精品豪華酒店丸福樓（Marufukuro）的經理Shingo Fujiwara說。丸福樓把任天堂公司總部舊址的裝飾藝術設計與建築師安藤忠雄（Tadao Ando）設計的新翼樓結合起來。安藤忠雄以極簡主義風格的混凝土建築聞名，代表作包括聖路易斯的普立茲藝術基金會博物館和大阪的光之教堂。

他說，為了更好地吸引富裕的外國遊客，旅遊業需要轉變策略，迎合回頭客的需要，為他們提供其他地方沒有的獨特體驗。

放棄只注重遊客數量的做法，可能也將有助緩解本地人對過度旅遊的不滿。疫情前，這已成為京都的焦點問題，由於開發商更青睞廉價酒店而非公寓，越來越多本地人被趕出了中心地帶。

疫情在重創酒店業的同時，也給了它重置和反思的機會。正如馬雲在日本居所表明的那樣，日本有很多東西可以提供給超級富豪——現在應當想辦法吸引更多超級富豪。——Gearoid Reidy；譯 王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