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高溫下如何為城市降溫2026.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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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得只剩下室內冷氣的香港?

6月24日,社企遊沐創辦人兼KOL曾振威帶著兩個女兒來到沙田新城市廣場天台的恐龍公園。

攝氏32度的烈日當空,萬物蒸騰。7歲的細女遙遙伸手觸碰公園裡的一顆黃色橡膠球,燙得即時縮手。

可公園裡的小孩無懼高溫在繩網、吊架活蹦亂跳;受不了的家長只好到一旁的遮蔭處避暑。

這個偌大的公園,以恐龍為主題設計了形狀各異的遊樂設施,自前年開幕以來,一直是一家大小閑時的好去處。可在曾振威眼中,公園缺乏有效的遮蔭設施:標誌性的恐龍鐵架、搖搖板、直板滑梯,已經被烤得「通紅」,彷彿升溫至攝氏四五十度,「年齡小一點的小孩,如果坐久了反應不及時,真的會灼傷。」

── 一口設計工作室設計的鑽石山活水公園(圖片來源:戴毅龍攝)

自2022年以來,香港天文台每年都在刷新不同的高溫紀錄。今年,香港再創下攝氏36.9度的史上最高溫紀錄,酷熱日數與熱夜數亦雙雙破頂。即使到了10月,溫度仍然與夏天相若。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任超在採訪時提到,一次學生的調研經歷。

其時,咸美頓街休憩花園在翻新後正式重開,這個以茶餐廳用膳為設計理念打造的公園,中間擺放著一張長方形大檯,以凳子圍繞,可幾乎全部物料都以石製成。學生發現,這個以數百萬港元翻新的公園缺乏有效遮蔭處。石檯和石凳在烈日下變得極為高溫,使市民無法安座。任超指出:「他們專門貼了不要觸碰表面的警告。你可以看到,日常細節裡的事情,他們完全沒有考慮。」

香港公共遊樂場最初是港英政府為了給兒童提供能夠釋放精力的安全場所而興建的。直至七十年代,政府首次訂定休憩用地供應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其後經多次的檢討和修訂,如今將市區休憩用地的供應標準逐步提升至每人不少於3.5平方米,滿足市民的動靜態需求之餘,亦能提升城市整體的宜居性。

香港政府於2019年的《施政報告》中宣布,改造康文署轄下超過170個公共遊樂空間計劃,總預算支出為6.86億港元,如今已有18個項目完成翻新。惟香港極端高溫頻發,部分遊樂場等休憩用地已難以發揮其基本功能,反映著這座城市對公共空間的規劃與建築設計,仍未充分考慮極端氣候的威脅。究竟我們可以怎樣在建築材料、建築設計和城市規劃上作出改變,才能令城市足以應對極端高溫風險?


磚塊、石頭、膠和鐵是香港常見的公園材料,從公園圍欄、台階、防撞鋪面、爬架和滑梯都離不開這些材料。

磚石、瀝青與混凝土具備較高的熱容,且反照率低,在陽光直射下如海綿般不斷吸收並鎖住太陽輻射。在上述研究中可見,吸熱力強的多孔岩石與瀝青在曝曬下表面溫度分別高達攝氏76.7與74.4度,且日落後需長達10小時才能散熱回落至基線水平。至於金屬表面雖為攝氏62.2度,但因其導熱極快,皮膚觸碰瞬間便會接收大量熱能,同樣具極高灼傷風險。

製圖:陳家恒

既然極端高溫已成常態,為何供兒童玩樂的公園仍充斥著易致灼傷的塑膠與金屬?

一口設計工作室(One Bite Design)近年負責設計多座遊樂場及公共空間,其共同創辦人及創作總監梅詩華坦言,在設計時經常會被用戶或管理者詢問,這種材料會不會很熱?有沒有材料是不熱的?「雖然材料的受熱程度不同,但坦白說無論膠、不鏽鋼、金屬,還是玻璃纖維,長時間暴露在高溫環境下,你坐下去,怎樣都會焫,是沒有辦法的。」

梅詩華(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此外,公園在選材上亦受制於安全規範。她舉例指,草皮、礫石、木碎與沙地等天然材料固然較易散熱,但部分較高的遊樂設施對防墮緩衝有嚴格要求,仍須採用三元乙丙(EPDM)橡膠鋪面。

設計團隊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四肢常接觸的位置以塑膠取代導熱極快的金屬,或為金屬塗上隔熱塗層;地面則改用淺色的回收EPDM橡膠鋪面,比傳統深色橡膠地墊更耐曬隔熱。至於無可避免會受熱的滑梯等設施,則只能加上酷熱天氣下注意安全的警告標示。

但隔熱的膠亦難敵長期曝曬,曾振威憶述前年9月在顯田遊樂場的經歷:下午2時,他就在橡膠地墊上站了「二三十秒」,藍色的膠鋪面因過熱而溶化。他便將此事分享在社交平台(@爸爸帶我玩自然)上,獲得不少家長的認同,「如果當時有小朋友伸手摸或赤腳踩上去,其實已經受傷了。」曾振威舉例說,目前外國已有自然公園,採用全天然材料,樹木、泥土更具散熱能力,能讓孩童在更安全的環境下探索大自然。

曾振威及女兒遊遊與遙遙(圖片:受訪者提供)

惟設施的管理和維護亦是一重要的考慮因素,梅詩華指出,用木或沙等原材料設計公園時,「如果近海傍附近,一旦打風,沙就不見了,所以在管理上有多重考慮。」至於木,香港天氣較為潮濕,需要進行多重處理。木亦容易出現霉菌、白蟻等自然現象。對比有10年左右壽命的膠材料,戶外的木製設施每半年就需要上保護的塗層,每年至少維修一次。「而一旦發現白蟻,通常已經太晚了,很難徹底根絕,往往只能全部更換,」梅詩華補充,這意味著設施必須暫停開放一段時間,「如果要重新訂製一套遊樂場組件,至少要半年時間,因為它並不是像超級市場買蘋果一樣。」

更換材料不行,唯有善用場地遮蔭,更直接地隔絕熱力。但不同類型的公共空間有不同的建設挑戰和場地限制。「並不是說你太熱,就可以加遮蔭如此簡單,」她說。

以天台公園為例,原有建築未必能夠加固結構,只能夠在原有的承重力下思考設計方向,亦不能種樹。建築物亦受《建築物條例》限制,不能在天台遊樂場加蓋,只能夠設置可拆卸或伸縮的遮陽篷。而填海而得的海傍用地因為其下充滿管道,對「種結構」的地方和遮蔭的覆蓋面都有限制。若要興建霧化裝置,接觸人體的水亦需符合泳池級濾水標準,同樣需要鋪設管道。「建新公園時較為可行,」梅詩華說。

一口設計工作室為將軍澳南公園設計的霧化裝置(圖片:受訪者提供)

為了保護兒童免受灼傷,遊樂場尚且能透過淺色鋪面與隔熱塗層作出微調。但高蓄熱、高導熱的硬質材料,早已遍布道路、建築與公共設施,散落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成為加劇香港熱島效應的元兇。

根據《香港物業報告2026》,香港分別有66.5%和65.6%的私人住宅和辦公大樓是在1999年或之前建成。而香港最早的綠色建築評估及認證標準《香港建築環境評估法》,是在1996年推出,1999年才推廣至住宅。除了個別大樓,大多數樓宅的建築物料仍然是混凝土、灰泥、瓷磚、玻璃幕牆及金屬構件。

創冷科技(i2Cool)聯合創辦人朱毅豪從材料物理學解釋,混凝土等傳統建材並非真正地隔走熱能,而是憑藉高熱容積(Thermal Mass)在日間將熱量儲存在厚重牆體內,入夜後再緩慢地向室內外釋放。「這導致不少單靠混凝土隔熱的樓宇,夜晚室內反而熱過白天,」朱毅豪說。上述研究指出,瀝青與地磚等硬質鋪面在日落後仍需9至11小時才能徹底散熱,整座城市在入夜後便成了一座巨型暖爐。

問題是,本應在夜間替城市散熱的自然海風,卻被密集的樓宇阻擋。須知道,香港是極高密度的城市,擁有約5萬棟建築,其中有569座摩天大樓。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與規劃署在13年前發布的《香港都市氣候圖及風環境評估標準可行性研究》,高密度的建築大幅增加了地面的粗糙度,阻礙空氣流動。

而在觀塘、黃大仙、油麻地、深水埗等舊區,街道狹窄而樓宇高聳,形成了典型的「城市峽谷」。以戰後由英國規劃師Patrick Abercrombie規劃的旺角為例,當年的街道闊度僅為樓宇高度與街道闊度比例約1:1的低矮建築而設,如今卻塞滿了高樓,導致天空開闊度(Sky View Factor, SVF)極低。

所謂低SVF,即人站在街道上,天空被高樓遮擋,抬頭只見一線天。日間陽光射入後在密集牆面間反覆折射吸熱,加上汽車駛過瀝青路產生的熱力與廢氣難以吹散;到了夜間,地面長波輻射又被高樓阻擋而無法散回太空,熱力便長久困在峽谷之內。

峽谷兩旁的聯排舊樓,室內溫度因建築材料而難以散熱,住戶只好調低冷氣溫度作主動降溫。此舉將人為產生的熱量釋放至室外,再次推高峽谷內的溫度,這又會導致住戶進一步調低冷氣降溫。

任超與研究團隊早前發表《極端高溫的城市設計》研究,分析了香港的製冷度日(Cooling Degree Days, CDD)數據。CDD即以攝氏26度為基準。如果某天的平均氣溫是攝氏30度,那高出的4度就會被記錄下來,用以衡量達到舒適溫度所需的冷氣製冷量。

團隊分析1970年至2015年的數據發現,香港夏天的CDD值呈上升趨勢,平均每年上升35度,2013年夏天按小時累積的製冷度日達到峰值9000度,這意味著在6至9月這122天期間,平均每小時氣溫高出基準3.07度。在極端高溫期間,每日平均每小時CDD更會顯著躍升至5至7度,令全港製冷能耗需求急劇飆升80%至140%。在極端高溫頻發的當下,「熱-調低冷氣-更熱」的惡性循環無疑只會變得更為嚴峻。

製圖:陳家恒

當正午的公園與街道變成近攝氏50度的蓄熱體,城市人與戶外空間的關係發生了斷裂。有選擇的家庭與上班族可以躲進室內,享受冷風。然而,在白天的烈日下,會留守在戶外的,往往是沒有選擇的戶外勞工,以及無處可逃的基層長者。

「現在香港由5月開始熱到10月,酷熱天氣持續的時間越來越長,」勞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林振昇指出,除了直接的陽光曝曬,不同工種的戶外勞工正面臨多重環境熱源的夾擊:在馬路上工作的工人,腳下是高溫瀝青反射的強烈太陽輻射;在機場停機坪或戶外停車場工作的工友,被飛機引擎或汽車排出的高溫廢氣包圍;而負責滅蟲的清潔工人,更需要在酷熱下穿著密不透風的保護衣,背負沉重的藥水樽在街頭工作。種種情景都是戶外勞工面對的健康風險。

林振昇(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對這群無法離開街頭的戶外勞工而言,公園和綠化帶本應是最直接的避暑空間。去年更新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康樂、休憩用地及綠化》列明,公園、兒童遊樂場等靜態休憩用地應有70%的綠化範圍用於種植花木,當中60%須用來植樹。

從城市微氣候角度來看,綠化空間能透過三大機制為城市降溫:植物蒸騰作用將顯熱轉化為潛熱、樹冠提供遮蔭,以及提高地表反照率。任超的《應對極端高溫事件的氣候響應建築和城市設計策略》研究顯示,茂密的樹冠能阻擋70%至90%的太陽短波與長波輻射,使日間樹冠高度的空氣溫度降低達攝氏4度,地表溫度更可大幅下降攝氏9.2至19度。

公園更被形容為「市肺」,將公園作為都市通風廊道與散熱空間的核心節點,與主要道路及低矮建築地帶相連,能夠有效引導涼爽空氣深入高密度市區。而在政府的規劃文件裡,如油旺地區研究,都有提到打造「綠廊」,發展微型公園系統。

可是,要在香港現有的公共空間為勞工與市民撐起一片陰涼,卻處處受制於工程與歷史條件。

首先是樹木品種與生長週期的限制。研究指出,具備大樹冠、矮樹幹與高葉面積指數的濃密樹種,如細葉榕、血桐與台灣相思,在通風不良的高密度街谷能發揮最佳降溫效益;但任超提到,市中心舊區極度缺乏空地種樹。而樹苗種下後往往需時10至15年才能長成足以遮蔭的大樹,遠水難救近火。

而措施的深入程度,亦是另一個影響成效的因素。將公園串聯成「綠色廊道」固然能夠降低熱島效應,但奧雅納院士、氣候與可持續發展董事莊宏曦強調,不能夠只停留在地圖上,將沿路的樹木、政府與私人大樓的屋頂綠化及公園標記連接,還需要結合微氣候被動式設計、樹冠的實際連接情況等科學細節,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莊宏曦(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當硬件遮蔭不足,保護戶外勞工的防線便落在了預警機制上。勞工處近年推出了以「香港暑熱指數」為根據,就酷熱天氣發出黃、紅、黑的「工作暑熱警告」,一旦警告生效,僱主需為戶外勞工提供相對的休息時間,避免中暑。勞工處亦要求僱主為勞工提供防暑設備,如太陽傘、帳篷,但僱主提供的設備往往參差不齊,成效存疑。林振昇提到職安局早已研發的「流動清涼休息站」,內備有抽風設施、風扇、手機充電設備、飲用水及濕紙巾等,可供較大的地盤或或郊區清潔工休息,惟目前普及度仍不高,許多戶外勞工在休息時間只能夠前往鄰近的公園或涼亭休息。

除了戶外勞工,另一群在酷熱城市中承受極高風險的,是被困在舊區密集樓宇與高溫公園之間的基層長者。

根據醫務衛生局推算,到2039年,香港65歲及以上長者將佔總人口約31%;與此同時,2024年數據顯示香港老年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屬貧困人口。任超指出,氣候變化的風險評估由三大要素構成:氣候災害本身、人群暴露度以及社會人口脆弱性,當老齡化與貧窮問題疊加在一座高密度城市,長者便成為極端高溫下最脆弱的一群。

綠色和平早前發布的《香港長者酷熱風險地圖》,發現全港452個選區中,約33%存在長者酷熱高風險,主要集中於觀塘、葵青及黃大仙等區域。其中,觀塘人均市區綠化空間嚴重不足;部分區域舊樓林立,熱島效應嚴重。

楊潔荔(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其項目主任楊潔荔表示,團隊在夏季走訪全港7個地區、接觸127名長者進行問卷調查,發現近八成受訪長者曾因酷熱出現身體不適、情緒波動或睡眠受阻,更有七成長者認為「只要留在室內有瓦遮頭,就不會有中暑風險」。

事實上,由於長者對溫度變化的敏感度較低,加上擔憂電費開支,有五成住在劏房或不適切居所的受訪長者表示,即使天氣酷熱也從不或極少開冷氣。調查更發現政府特設的避暑中心,有高達九成半的受訪長者因距離住所太遠等因素而從未或極少使用政府的避暑中心。

當狹小的居所變成悶熱的蒸籠,不少長者習慣在白天或飯後走到鄰近的公園乘涼。但當公園的遮蔭與綠化不足以擋陽,加上設施物料欠缺散熱考量、在烈日下蓄熱發燙,使這些長者無處容身,只能硬生生承受酷熱風險。

日夜的降溫空間雙雙失守,極端高溫便直接轉化為醫療系統的沉重負荷與死亡率數據。過去五年間,香港每年的酷熱天氣日數已超過50日,楊潔荔引述研究指出,過去十年全球因高溫誘發的額外死亡人數,規模已與糖尿病等慢性病患相若。

面對日益頻繁的極端高溫,香港並非毫無城市氣候規劃的根基;相反,這座城市早在千禧年初便將通風納入規劃標準之中。

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後,為了改善香港高密度城區的環境衛生與空氣流通、打破阻擋海風的「屏風樓」效應。政府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吳恩融教授及其團隊展開研究,並於2005年確立了「空氣流通評估(AVA)」制度,其後在2006年至2012年間進一步完成《香港都市氣候圖及風環境可行性》研究,並納入政府的規劃標準之中,為日後的城市發展奠定通風標準。

而《香港建築環境評估法》亦在後續升級為綠建環評(BEAM Plus),將通風或減緩熱島效應等環境因素納入既有建築與新建建築的評分標準,以市場誘因鼓勵私人發展商配合。

「現在的措施大方向都是好的,但它(AVA)是建立在20、30年前的一般城市氣候評估之上,當時的出發點是環境衛生,只針對夏季與全年的平均狀況,並沒有針對今天出現的極端高溫熱浪,」當年有份參與相關研究的任超表示。

當極端氣候成為常態,這套沿用至今的評估工具,需要跟上時代的步伐。

任超團隊近年對相關指標進行後續研究。他們發現,在極端酷熱天氣,尤其是受颱風外圍下沉氣流影響的低氣壓日子下,城市背景風速會變得極為微弱甚至停滯。這意味著,過去依靠「常年平均風速」推算的通風廊道,在如今越見頻繁的極端高溫之下,未必能夠發揮原來的作用。

任超(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更嚴峻的挑戰在於,極端高溫的應對措施在城市長遠發展藍圖中往往處於次要位置。

任超與莊宏曦不約而同地指出,無論是市區重建局近年公布的《油麻地及旺角地區研究》更新規劃,還是政府力推的「北部都會區」發展文件,規劃重心大多聚焦於防洪治水、海綿城市或減碳排放,惟未見應對極端高溫熱浪的方向和具體措施。而根據香港的應對氣候文件——《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的策略及進展,其中就應對酷熱天氣的篇幅,不外乎是優化建築設計、推動城市林務。任超強調:「面對當前更嚴峻的極端高溫與氣候變化,現有措施深入的力度是否足以應對挑戰,這是一個問號。」


對於在樓宇佈局、街谷高寬比與窗地比早已定型的香港舊區,推倒重來的大規模市區更新工程既昂貴,又未必能解燃眉之急。民間設計團隊與創科企業正嘗試在城市的縫隙中,進行一場場降溫的微改造,並從中探索商機。

「在舊區,我們不能只依賴公園或大型公共空間去解決所有人的避暑需要,」梅詩華指出,面對建築物無法加蓋的限制,他們在參與社區小型工程或屋邨商場改造時,轉而從「使用者的動線與時間」入手。例如在天水圍商場T Town空中花園的Town玩天地中,團隊特意強化夜間照明與散熱佈局,配合市民在酷熱季節「日頭太熱、食完晚飯先落街行下」的作息轉移;在紅磡的雅園共融遊樂場,則保留並圍繞原有大樹設計遊樂設施,借自然樹冠作天然遮蔭。

一口設計工作設計的Town玩天地(圖片來源:何家豪攝)

如果說空間設計是在陰影中尋找退路,材料學則試圖直接改變建築外殼與陽光的作用方式。

針對傳統建材在夜間釋放熱量的盲點,孵化自香港城市大學的創冷科技(i2Cool),近年將「無電輻射製冷」技術商業化,研發出製冷塗層與隔熱窗膜。朱毅豪解釋,這種納米材料塗在建築外層後,日間能反射逾90%的太陽輻射,同時將建築內部積聚的熱量,以中紅外線波段穿透大氣層發射至外太空,從源頭阻截熱量鎖進混凝土中。相較於傳統隔熱油漆只擋住外部熱力卻困住室內熱能,製冷塗層能令表面多降溫攝氏10至15度,業主憑藉節省的冷氣電費,約兩年即可回本。

朱毅豪(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對於無法搭建外部遮陽結構、且受西斜曝曬的深水埗舊樓與劏房,團隊除了為天台塗上製冷塗層外,亦曾向中低層住戶派發可自行張貼的透明隔熱窗膜,從而有效降低室內冷氣負荷。如在深水埗六棟相連舊樓群中,塗層能夠顯著降低建築表面溫度,對周邊環境空氣溫度的直接降幅約為攝氏0.5至1度。

「這聽起來不多,但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平均氣溫也是上升了約攝氏1.5度。要有效緩解整個社區的熱島效應,關鍵在於應用範圍夠大,」朱毅豪透露,團隊去年已將製冷材料結合陶瓷技術,研發出可鋪設於行人道與馬路的製冷地磚,並與土木工程拓展署(CEDD)合作開展了試點項目,試圖將降溫界面從屋頂延伸至街道地面。隨著中東、印度與東南亞對抗熱技術需求暴增,這間成立僅五年的初創企業年均複合增長率(CAGR)突破270%,去年營收已達千萬美元級別,並在完成五輪融資後估值已達11億港元,將要躋身準獨角獸行列。


但無論要鋪設製冷地磚、翻新公園遮蔭,為舊樓加裝隔熱設施,最終都繞不開一個問題:誰來埋單?

種樹與防暑措施往往被視為純粹消耗公帑的開支,例如加拿大溫哥華市政府曾提出種植十萬棵樹的宏大計劃,卻因龐大的前期種植與後續維護費用,在財政緊縮下面臨縮減計劃規劃。

而在香港,連接街道與公園的綠化走廊往往橫跨路政署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等多個部門,各自為政下容易淪為「為了達標而在路邊種一排樹冠瘦弱、一吹風就斷的幼樹」,無法在樹冠層面連成真正的陰涼網絡。

要打破「無錢做、各自做」的僵局,莊宏曦認為香港必須引入綠色基礎設施投資與成本效益分析的商業框架。

他以奧雅納為英國政府制定的《城市建築環境熱風險與適應報告》為例,展示如何量化城市的抗熱工程的有效性。

研究團隊首先將整座城市按地形、密度與微氣候特徵,劃分不同的「城市形態」──若以旺角近加多利山的一側,與近朗豪坊的密集街谷便屬於不同形態,並針對每種形態度身訂造結合主動與被動降溫措施的解決方案組合,再逐一計算其投入成本與產出效益比,以避免低效而錯位的氣候工程。

該項研究顯示,若優先在全英國30%最高風險區域推展主動降溫組合,其效益成本比高達3.2,即每投資1英鎊,能為社會帶來3.2英鎊的綜合經濟回報。最核心的經濟價值來自兩項最常被忽視的隱性社會成本:避免酷熱死亡與減少生產力損失,包括市民因熱夜失眠導致的工作效率下降、以及戶外工種因酷熱停工的損失。

「例如當政府掘開馬路更換電纜、水喉或煤氣管時,如果有一套跨部門的綠色基建投資藍圖,規定每次開路都順帶加入透水鋪面或降溫設施,成本和工時就會大幅攤分,」莊宏曦指出,一旦政府建立起這套量化評估標準,將酷熱減少的醫療開支與挽回的經濟生產力量化,便能透過發行綠色債券或公私營合作機制,吸引私人資本與大型屋苑業主共同投資社區降溫工程。

隨著全球暖化加劇,香港天文台推算,在高排放情景下,本世紀末香港每年的酷熱日數將暴增至120天以上,熱夜更可能超過160天。

未來,酷熱不再是一年幾次的短暫異常,而是重塑城市空間與社會關係的關鍵。正如莊宏曦所言,除了地盤與馬路,香港還有大量無蓋的學校操場,在夏秋之交的地面動輒達到攝氏40至50度的高溫,學童上體育課會否面臨中暑風險,至今仍未有細緻的微氣候安全標準。

「大家帶小朋友去公園,本來是想接觸大自然、接觸陽光,但在極端高溫之下,我們從來沒有討論過,公共空間究竟應該達到怎樣的平衡?」梅詩華感嘆,如果社會只追求「一坐下去就不燙、最舒服」,卻不去重新定義公共空間在極端氣候下的環境與生態功能,最終這座城市應對極端高溫的唯一解方,就只剩下把所有空間都封閉起來,加裝冷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