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穿一身黑衣,我想再合適不過,」九月中旬,香港年度環保盛事ReThink HK的一場論壇上,香港城市大學能源及環境學院院長Benjamin Horton身著黑色恤衫和西褲登上舞台,言辭激昂地解釋道,「我這身黑衣,是為了哀悼!哀悼過去三個月在氣候災難中喪生的數萬名受害者——在日本、非洲、歐洲和美國。」
在一個多月後,這位學者接受記者專訪,情景又再復現:同樣的打扮、語氣、表情,甚至同一套控訴詞句。但這次的主題卻不再是關於歐洲熱浪,而是關於7月至今越演越烈的印尼山火,以及其在東南亞周邊城市造成的嚴重空氣污染。
「這完全在預料之內,」Horton說,「科學研究一直在進步,更能準確預測氣候災害的發生。但我也意識到,我們無論說甚麼都似乎無關緊要。我們始終看不到適當的回應。」
Benjamin Horton
早在今年上旬,Horton就在新加坡媒體專訪中公開警告過厄爾尼諾對東南亞地區構成的風險。他解釋,厄爾尼諾與氣候變化疊加,會令印尼、馬來西亞及婆羅洲地區更容易出現山火,而一旦起火,火勢便會比平常更猛烈、蔓延更廣、持續更久,也更難控制。而「政府有沒有召集東南亞國家開緊急會議,確保森林和泥炭地不會燃燒?」他停頓了幾秒自問自答道,「沒有。」
其實,厄爾尼諾並非等同於災害,而是一種每隔約二至七年出現的自然氣候現象。當太平洋赤道附近的信風減弱,原本聚集在西太平洋的暖水向東移動,令中東太平洋海面溫度異常升高,進而擾亂全球氣溫及降雨分布的現象。例如,東南亞部分地區的降雨會減少,而南美洲部分地區的降雨增多。
但是,隨著全球暖化加劇,氣溫上升會令大氣容納更多水氣,同時加劇地表水分蒸發,從而導致厄爾尼諾帶來的異常氣溫和降雨模式變得更為嚴重。即更易引發極端天氣事件,造成更嚴重的自然災害和更高的經濟損失。
這種情況在Horton今年1月合作發表在《自然氣候變化》(Nature Climate Change)的一篇論文中獲得了驗證。研究分析十個環太平洋經濟體,估算1982至1983年及1997至1998年兩次大型「厄爾尼諾-南方濤動」(ENSO)事件造成的預期壽命損失,換算經濟成本分別達2.6萬億及4.7萬億美元。香港亦是研究樣本之一,八十年代的經濟損失由約150億美元,至九十年代末的事件,升至近600億美元。
而今年的厄爾尼諾現象,可能比過去更加猛烈。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10月8日的預測指出,9月赤道中東太平洋海面溫度已較正常水平高出攝氏2.1度。今年第四季有約八成機率出現強度超越1950年以來紀錄的厄爾尼諾事件,強烈至極強烈狀態或持續至2027年初。
「情況會變得更糟,」Horton不無悲觀地說,「如果你把今天的情況與1980年代相比,這座城市經歷了四十年的氣候變化,人口結構也老了四十年。城市擁有更多資產,也變得更脆弱了,而氣候災害卻變得更強勁。」
目前為止,對於香港市民而言,厄爾尼諾似乎仍是遙遠的氣候現象。無論是印尼山火還是南美洲的洪災,大多只出現在電視新聞之中。然而,低頭看看飯檯上的三菜一湯,我們仍是難以置身於氣候衝擊之外。
施羅德投資6月的一份研究指出,海洋厄爾尼諾指數與排除能源價格影響的食品價格有強相關性,而考慮到地緣政治衝突導致運輸成本的急升。若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的食品價格指數在年底前上升50%,將推動G7(七國集團)的通脹率到雙位數。
需要強調的是,研究也指出,通脹傳導通常具有滯後性,而且取決於食品在消費者日常支出中的佔比,通常發達國家的佔比僅為10%至15%,但新興市場的佔比則達到25%以上,這反映出發展中經濟體更易受到通脹壓力。
製圖:陳家恒
製圖:陳家恒
相對而言,香港面臨食品通脹的壓力較低。野村證券今年7月一份研究核算指出,雖然香港食品大量依賴進口,但是食品支出佔消費者物價指數商品籃子(CPI Basket)較低,所以綜合風險較小。然而,研究也指出「稻米」為需要重點關注的食品。大米是亞洲主要糧食作物,在2025/26年度的全球產量中,僅11.3%用於出口。若極端氣候導致亞洲各國國內需求短缺或出口限制,可能引發區域性外溢效應(regional spillovers)。
製圖:陳家恒
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Temasek)很早就注意到亞洲稻米種植行業在氣候方面所面臨的挑戰,並佈局行業的減碳和適應性轉型。
「亞洲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市民,都是以稻米為主食,」GenZero行政總裁Frederick Teo說,「因此,不同於亞洲以外的農業碳排放多來源於畜牧業,亞洲大部分地區農業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來源其實是稻米。」他解釋,傳統稻田長期淹灌,令土壤中的有機物在缺氧環境下分解,釋放大量甲烷。而甲烷是一種威力強大的溫室氣體。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估算,以20年為時間尺度,非化石來源甲烷的全球暖化潛在影響約為二氧化碳的80倍。
Frederick Teo
Frederick在淡馬錫工作逾12年,自2016年開始,陪著機構「從零到一」建立起可持續發展部門及相關戰略。隨著淡馬錫的可持續工作不斷成熟,機構也希望更積極推動氣候解決方案的投資與孵化,原有內部團隊便逐步發展出氣候投資平台GenZero。Frederick也順理成章來到GenZero擔任負責人。
在GenZero成立的2022年,機構就聯合淡馬錫、氣候孵化器Wavemaker Impact和Breakthrough Energy Venture共同孵化建立了一個稻米業減排的解決方案初創Rize。Rize致力於在東南亞地區推廣「乾濕交替灌溉」(Alternate Wetting and Drying,AWD)的種植方法,以及推廣精準施肥、農藥殘留管理等科學種植方式,此外還提供農業融資並開發數碼工具追蹤農戶種植和減排的表現。

Rize公司通過間歇性灌溉,減少傳統水稻種植的用水量及 甲烷排放。管道安裝是灌溉的重要構成部分。
隨著極端天氣越發頻繁,Frederick強調,Rize已經「不只是減排項目,也成為適應與韌性項目」。AWD是指讓田間積水自然退去,待土壤水位下降至一定程度後再重新灌水,既能減少灌溉次數和用水量,也能令土壤短暫接觸氧氣,抑制產生甲烷的微生物。根據國際水稻研究所(IRRI)的資料,在適當管理下,AWD可減少約15%至30%的灌溉用水,而不致顯著影響稻米產量。
而AWD的氣候適應性體現在,「許多種植水稻的地區,實際上都是面臨用水壓力的。」Frederick說。在一次對印度稻米種植區的考察中,當地農戶曾告訴Frederick,過去幾年的降雨量大幅下降,使傳統種植方式難以為繼。「如果我們不教農戶用更少的水來種稻米,他們就可能失去生計,而我們也將面臨糧食安全問題,」他說。
除了改進種植方法外,Rize也與淡馬錫生命科學實驗室合作,培育更耐旱、耐洪和抗病的稻米品種。Frederick補充,淡馬錫生命科學實驗室的稻米育種研究始於2004年的印尼巨型海嘯,土壤環境被改變,當地農戶無法進行水稻種植,團隊和科學家便開始培育更耐鹽堿的種子,而這也成為了東南亞稻米農業邁向氣候韌性的方向之一。
今年7月,Rize宣布完成3100萬美元B輪融資,投資者包括法國巴黎銀行資產管理、洛克菲勒基金會等,令融資額增至4700萬美元。目前,Rize已在越南及印尼推廣覆蓋超過5萬公頃農田,與約1.7萬名小型農戶合作,並向歐洲、加拿大、澳洲及新加坡市場出口約1500噸低碳稻米,目標在2030年前覆蓋30萬公頃農田及15萬名小型農戶。
不同於淡馬錫以資金和科研撬動稻米轉型方案,大型零售集團則是以供應鏈議價能力來推動上游轉型。在香港營運的惠康、Market Place及7-Eleven等連鎖超市的DFI零售集團自2024年起在泰國推動低碳米試點,透過AWD、減少肥料使用及禁止焚燒稻草等方式,將田間溫室氣體排放降低量至少30%。
DFI零售集團可持續發展總監劉莉萍回憶,起初推行低碳米計劃的最大挑戰,是難以說服供應商及當地農戶轉變種植方法。「怎樣可以給予他們信心呢?」劉莉萍自問自答,「最重要是承諾,無論他們產出多少,我們都一定會全部購買。而且會是一個長達五年的合作,每年增加採購規模,以此給他們信心去嘗試和拓展。」劉補充,第一年試點僅30多位農戶參加,成功後翌年,集團便定下200噸採購目標,而最終採購了380噸,今年計劃增加至約1000噸。
劉莉萍
雖然DFI集團探索低碳米,最初是出於ESG(環境、社會和管治)報告下的減排目標,但也在過程中日漸發現可持續轉型對供應鏈韌性的裨益。劉莉萍指出,受厄爾尼諾影響,泰國今年六、七月降雨量偏低,面臨缺水問題,「就DFI低碳米的合作農戶而言,我們沒有觀察到他們受到旱災的明顯負面影響。」惟她也強調,這只是個人觀察,集團供應鏈風險管理主要策略依然是以多元化採購為主,而增加可持續產品的供給,依然是從集團可持續發展策略出發。
誠然DFI歡迎更多可持續產品的合作上架,劉莉萍亦再三強調定價的重要性。「不是說產品可持續,我們就一定會接受,」劉莉萍說,「我們堅持『無溢價的可持續』(sustainability no premium)原則。」
劉莉萍引用集團的調查指出,消費者選購食品時,最重視的依次是質素、價格和便利程度,「可持續性可能只是第四位」。因此,當DFI替換旗下「御品皇」部分大米產品作低碳米時,亦沒有加減價格。集團表示,自去年4月上架低碳米產品,去年去年米品銷售量上升了25%。
「只靠『減碳』來吸引消費者,是說不通的,」KIN Farms聯合創辦人Matt Reid說道。他曾經做過一個「實驗」,在旗下位於太古城的美食廣場KIN Food Halls中首先推出了一款「有機低碳漢堡」,發現無人問津。翌日,他又將「有機」字眼去除,銷量依然平平。最後,他試著將漢堡售價提高,但撤走跟可持續有關的字眼,結果銷量反而更好。
Matt Reid
「為甚麼?因為消費者覺得『有機』意味著『貴』,午餐不應該花這個錢,」Matt說,「大家都把『環保』理解為溢價,儘管可能也沒有,但顧客會想要一個更便宜的選擇。」
「我們學到的一課是,要推動系統性的改變,若從消費者層面着手,會很困難,」Matt總結道,「但如果在上游改變供應,結果就會很不同。 」
在涉足農業前,Matt已經是一位成功的餐飲業創業者。他共同創辦的Maximal Concepts餐飲集團曾與城中許多五星級酒店合作,打造出多間獲獎餐廳。而集團旗下卅二公館(Mott 32)更是精緻中菜館的代表,在九個城市開出連鎖店。數年前,他與合夥人共同參與環保紀錄片的拍攝後,決心在餐飲界推動可持續轉型,在2019年,原班團隊創立了KIN Farms。
KIN Farms發展至今,最為成功的產品是推出可持續的非籠養和散養雞蛋。當時,在一間非牟利機構幫助下,團隊選中位於雲南昭通中的一間家族農場。那裡有大片林地,可供雞隻自由奔跑,農場主也有生產有機雞蛋的經驗。團隊和農場開啟合作後,逐步投資改造,將其轉型為有機及再生農場(Regenerative Farm),措施包括:加裝太陽能板和電動車充電設施;鼓勵農戶種植玉米作飼料;將雞糞回收作作物肥料,減少化肥和抗生素使用。
KIN Farms合作的雲南昭通雞蛋農場
而第一次讓這批雞蛋走入尋常百姓家的,恰巧也是DFI。同為KIN Farms聯合創辦人及擔任財務總監的Jonathan Yeoh分享,他兒時在墨爾本一同舞獅的一位隊友當時正在DFI工作,便幫手引薦採購部同事。「採購人員告訴我們,沒有人會買這些雞蛋,一定會失敗,但還是願意給我們一個機會,」Matt笑言,幸好最後證明對方看錯了。
聽落似是幸運之神的眷顧,但其實轉機有跡可循。「最初也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劉莉萍回憶起這場合作,「他們不希望非籠養雞蛋變成非常昂貴的產品,而是希望價格能夠控制在合理水準。」她補充,若供應商既能實踐可持續理念,又能以合理價格提供優質產品,「這樣的合作一定是雙贏」。
目前,在惠康網站上,KIN Farms的非籠養雞蛋售賣價格為6隻25元,散養雞蛋則為10隻55元,而來自紐西蘭、澳洲和丹麥的同類雞蛋,價錢會貴四成到一倍。
至於控制售價的秘訣——其實並無秘訣。「當然是從我們的利潤中拿出來的,」Matt坦誠地解釋,KIN Farms並不以最高利潤為首要目標,而背後的投資者們也清晰理解這一願景。但他也同時強調,公司會從供應鏈著手來壓縮成本。「一隻雞蛋從農場到超市,農戶實際收到的錢,平均只佔零售價的8%至10%,因為當中需要經歷等運輸、冷藏、零售營運等多個環節,」他說,「我們盡可能提高每個環節的效率,再把節省下來的成本讓利於消費者。」
一開始,DFI只讓KIN的雞蛋進入旗下約50間分店,但對Matt而言,已是重要的突破點——因為只有貨量達到規模,才能令運輸具成本效益。當零售渠道打通後,Matt也得以向酒店和餐廳網絡拓展。
Matt回憶,當時將KIN的雞蛋帶來香港時,「沒有一間五星級酒店是用中國雞蛋的。」因為在採購人員眼中,進口食材才符合高級餐飲的定位,而且內地過去出現的食品安全問題也令業界有所疑慮,因此,酒店多從美國、澳洲、紐西蘭及丹麥等地進口雞蛋,「這樣才夠奢華(luxury)」。
幸運再次降臨,文華東方置地酒店旗下米芝蓮星級餐廳Amber的主廚Richard Ekkebus是Matt的舊友。Matt便邀請Richard來試用這款雲南雞蛋,一段時間後,這款價格較低而質素不錯的雞蛋成功贏得了認可。對方不止答應長期採購,更在餐廳菜單上標明使用「KIN Eggs」。「你可以想象這個影響,」Matt說,「當香港其中一間最頂尖的餐廳開始使用中國雞蛋,其他人就會想:『或許我們也該考慮一下這款雞蛋,為甚麼他會這樣做?他知道甚麼秘密嗎?』」
不久後,其他五星級酒店及星級餐廳的主廚也陸續加入試用和採購。Jonathan說,如今KIN Farms的雞蛋已進入香港大部分五星級酒店,當中包括文華東方、瑰麗、半島、凱悅等。而國泰航空、阿聯酉航空在內的航司等,同樣是KIN Farms的合作客戶。
於是,改變在餐檯上無聲發生。「顧客不會因為文華東方採用有機雞蛋,才進入餐廳,」Matt說,「消費者本來就在那裏,我們只是改變了碟裡的東西。」他表示,公司上一季度已經開始盈利,正在積極拓展產品線至液體雞蛋、蛋殼粉等副產品,也在探索將雲南農場複製於「湖北蛋」的可能性。Matt預計,明年將會首次向股東派息。「(公司成立)已第七年,他們給了我們相當充足的時間去創新和探索商業模式,」他說,「正是這些耐心,讓我們看到努力帶來的財務回報。」
還有些回報,是在Matt的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的。今年上半年,中東局勢緊張及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受阻,令國際能源與化肥價格劇烈波動。布蘭特原油期貨價格在首季由每桶約61美元升至118美元,而尿素價格亦一度較2月飆升八成,加重農業生產及運輸成本壓力。
「我們完全沒受到影響,」Matt解釋,雲南農場的運作和物流都以可再生能源為主,玉米肥料方面則是以雞糞為主,雖有部分飼料是外部採購,但內地的化肥供應鏈能消化價格壓力。「如果酒店仍像過去那樣從紐西蘭、澳洲、美國採購(雞蛋),便容易受到化肥價格波動的影響,」他說。
氣候也好,地緣政治也罷,面對難以預測的供應風險,大型食品集團也正在主動尋找新的技術和解決方案。「他們非常積極,甚至可以說相當進取,」南豐作坊(The Mills Fabrica)總經理暨亞洲區主管Cintia Nunes說道。
Cintia Nunes
南豐作坊是南豐集團旗下專注投資及培育農業食品科技、紡織科技初創企業的創新平台,截至今年3月,已直接投資18間初創企業,並投資9隻創投基金。近年來,Cintia常常接到大型食品集團、零售集團的邀約,希望共同舉辦活動或幫手尋找合適的創新解決方案。
「他們想在不確定性中,提升業務的確定性,」她說道,極端天氣令大型食品及原材料企業越發擔心未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供應能否保持穩定,「如果它們想維持業務運作,就不得不尋找這些創新技術。」
最能體現這種「進取」的,是南豐作坊關於可可豆替代方案初創Nukoko的交易。時間回到2024年,彼時西非兩大可可生產國象牙海岸及迦納接連受到惡劣天氣及病害衝擊,可可豆產量大減,國際價格急升。國際可可組織(ICCO)數據顯示,2024年3月,倫敦可可期貨價格單月飆升47%,突破每噸1萬美元。
Cintia回憶,團隊开始研究全球在可可豆替代方向的創新科技,發現也不過二十多間公司。最終選擇的英國初創Nukoko主要以蠶豆為原料,透過發酵及烘焙技術製造出具有朱古力風味及口感的替代原料。Cintia記得,團隊第一次試吃Nukoko的產品時,成品仍帶點橙色,「外觀與傳統朱古力有些差別,但味道已相當接近。」
除了技術本身,Nukoko精簡的營運亦令印象深刻。當時,這間初創的辦公室設於英國一所大學的孵化中心,團隊不足十人。生產設施的要求也較低,無需投資興建大型生產設施。2024年3月,南豐作坊參與Nukoko的150萬美元種子輪融資,協助其進一步開發技術、擴大生產規模。
半年後,德國食品原料龍頭Döhler便宣布向Nukoko作出策略投資,雙方合作將蠶豆發酵技術擴展至工業化生產。到了今年6月,Döhler更正式收購Nukoko,將其技術納入集團的食品原料業務。Nukoko兩名聯合創辦人會留在Döhler團隊,繼續推動產品開發及商業化。
「從我們投資到退出只有兩年,真的非常快,」Cintia回憶,收購談判去年已經展開,今年便完成交易。作為這筆收購的背景,過去兩年,國際可可豆期貨價格走勢猶如過山車。彭博數據顯示,紐約可可豆期貨價格由2022年每噸約2500美元,在2024年急劇攀升,至2024年底至2025年初一度接近1.2萬美元。隨後價格大幅回落,2026年初曾跌至約3000美元。
製圖:陳家恒
「其實給了市場一個很積極的信號,就是大型企業極度渴望找到這些創新技術,」她說,部分食品企業會同時投資三至四間研發同類替代原料的初創,「他們以此作為風險分散,畢竟不可能押注一間初創就能成功。」
當然,Cintia也補充,這場快速交易背後也有獨特原因——這間初創的股權結構清晰簡單,早期投資者較少,交易談判更為簡單直接。而她也坦言,對於大部分初創而言,要進入大型集團的供應鏈,仍極具挑戰。她舉例,大企業往往要求供應商立即達到既定的產量、品質標準及短期業績目標,但初創卻需要時間和投入來擴大生產規模,「這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另一個難題是人事變動,她說道:「我們作為創投,可以耐心等待五至七年,但大公司的一位職員或一個團隊,能否一路參與?人員調動後,交接工作又能否順利?」
Matt對此亦深有體會。他舉例,酒店業採購人員最高優先級的考慮因素是「穩定」,而非「價格」,競爭對手往往是對方合作多年的農場。「他們極力要避免的最糟糕情況是,食材根本沒有送到,」Matt坦言,「但這種行業心態,也讓新供應商難以進入。」
「好消息是,越來越多不同職能的部門開始承擔可持續發展的工作。這意味著,擁有相關資源、也願意推動創新的部門增加了,」Cintia強調,大企業與初創的合作未必都要追求投資或收購這樣的宏大目標,哪怕只是提供場景作短期試驗,也是很好的合作嘗試。
「先找個位置開始做,」她說,「因為如果不踏出第一步,你永遠不會知道瓶頸在哪裡,也不會知道甚麼才是最適合公司的KPI(績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