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出門的時候,我都會向屋苑的保安人員說早安,但對方受僱於一間外判公司,而不是我住的這棟大廈。如果我開車遇到坑洞,受傷進入急症室,照顧我的可能是一名來自第三方廠商人力中介的流動護士。如果我決定起訴市政府,律所在收集證據時,請的或許是一名兼職的律政人員。如果我請一名影片編輯來剪一部關於路面坑洞危害的影片,這人很可能是自由工作者。
這些人的共通點是:他們的僱主幾乎不對他們的未來發展承擔任何實質性的責任。在我即將出版的著作《散工:僱傭關係的轉型》(Disposable Worke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mployment)中,我記錄了這種鬆散勞動力的興起。基於訪談和2022年對6141名成年人所做的一項全國性抽樣調查,我發現,美國的工作組織方式正在經歷深度變革。這一變化對僱員和僱主而言各有利弊,並在經濟流動性、政治態度乃至公共衛生等廣泛社會層面上產生深遠影響。
散工的「官方」數據存在準確性問題。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臨時性勞動者補充調查」(Contingent Worker Supplement)對合約工人規模的估算,在多個調查年度裡都沒有變化。考慮到人力中介公司的數量增長有目共睹,以及許多行業專項研究也表明此類用工方式已大幅增長,這個數字看起來並不可靠。在識別特定群體方面,數據來源同樣存在局限:美國國稅局的稅務數據無法區分正式僱員與外判員工,因為兩者都會收到W-2表格,而外判員工合約文件是由外判公司發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