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遇刺身亡的前首相安倍晉三耗資1200萬美元舉辦的國葬引發了公眾抗議。其實在此之前，日本人就對堪稱全球最高的喪葬費用抱怨已久。如今，日本越來越多失去親人的家庭選擇低調的送別方式，因為疫情讓人們又多了一個避免大辦喪事的理由。

專門提供老年人護理、葬禮和墓地相關網上資訊服務的鐮倉新書（Kamakura Shinsho）稱，過去一年平均每場葬禮的支出為110萬日圓（約6萬港元），較疫情前的調查結果下降40%。但這仍是日本人平均年薪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且不包括約請佛教僧人等額外費用。英國保險公司SunLife在 2020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包含額外費用在內，疫情前日本的葬禮成本約為300萬日元（逾16萬港元），大約是美國和歐洲葬禮費用的三至四倍。

清水博也（Hiroya Shimizu，音譯）在2019年初舉辦了父親的葬禮。他記得當時有人向他展示了不同的靈車和花束，但他感覺自己對葬禮成本沒有什麼最終決定權。

這位57歲的酒店老闆說：「這不像你可以在亞馬遜和友都八喜（Yodobashi，一間頗受歡迎的電子產品電商平台）網站上格價。」他說，最後的總花費大約是350萬日元（逾19萬港元）。「你只要支付人家提出的價錢就可以了。」

雖然最近的葬禮費用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出於防疫而選擇了小型儀式，但許多人認為，這種變化早該出現，而且以後也不太可能完全回到從前。鐮倉新書的經理中村信介（Shinsuke Nakamura，音譯）說，日本人口老齡化以及向小型核心家庭結構的轉變也是導致葬禮規模變小的原因。

他說：「新冠疫情只不過加快了這個已經存在的趨勢，人們越來越傾向於舉辦只有家人出席的葬禮。」

日本的葬禮大多是傳統的佛教儀式，通常要舉行兩天，第一天晚上舉行守靈儀式，第二天舉行正式的葬禮和火葬。出席者一般會贈送喪儀禮金，但這些錢通常遠不足夠負擔從餐飲到場地的各項費用。

有一項支出在許多人看來尤其不夠透明，那就是向佛教僧人支付的現金。僧人會在葬禮上誦經，並為逝者取「戒名」以助其往生。僧人提供此類服務的平均報酬約為20萬日元（逾1萬港元）。很少有明確的價目表，但普遍認為出的價錢越高，越能確保得到一個更「精心」的戒名。

大多數遭遇喪親之痛的家庭都會感受到一種壓力，那就是無論報價多少，都必須照價付錢，因為在葬禮費用上討價還價會被認為很不得體。全日本葬祭業協同組合聯合會（All Japan Funeral Directors Co-Operation）今年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對這種不透明的收費感到不滿。日本國民生活中心（National Consumer Affairs Center）稱，殯儀館的促銷行為也很常見。該中心每年要處理數百宗此類投訴，情況包括殯儀館迫使家屬選擇更大場地或更高級的棺木。

規模較小的葬禮往往能防範這類問題。從簡的家庭葬禮能省下一大筆費用，自疫情爆發以來愈加受到青睞。這種葬禮的出席者大多僅限於近親，與今年7月為安倍晉三舉行的家庭葬禮不可同日而語，這場在周二（9月27日）國葬前舉行的葬禮有許多政界同僚和前任首相出席。有些家庭葬禮甚至縮短為一天。鐮倉新書的中村信介說，日本去年有一半的葬禮都僅限於家人出席。他說，這種親人聚會也促使葬禮操辦者減少華而不實的東西。

中村信介說：「如果只是家人，就沒人會品頭論足，而且大家會覺得最經濟實惠的葬禮是好的。但如果出席者有鄰居、同事……，葬禮太便宜就會讓人尷尬，所以就可能選擇更華麗的祭壇或棺木。」

葬禮支出下降對殯葬行業來說不是好兆頭。據估計，該行業的規模達1.8萬億日元，幾年前由於日本人口老齡化，還一度成為投資基金的目標。過去一年，殯葬服務公司一直在苦苦應對能源和進口成本上升的問題，有些公司提高了火葬、花束乃至保存遺體所用乾冰的收費。

作為從事葬禮業務的其中一間上市公司，Tear通過提供低價葬禮和透明的定價結構，實現了業務增長。但該公司也注意到客戶支出下降的趨勢。

該公司的最新財報稱：「當前的行業狀況表明，葬禮數量較去年增加，但由於儀式規模縮小和餐飲銷售額也有所減少，每場葬禮的價格持續下跌。」

有人說，家庭葬禮會顯得冷清和掃興，不僅剝奪了哀悼者一起弔唁逝者的機會，也剝奪了與逝者的朋友、同事和遠房親屬聯繫的機會。然而，包括清水博也在內，其他參加過小型葬禮的人說，這種簡單喪禮會變得越來越普遍。

清水博也說：「我參加過一個小型葬禮。我們只是鞠躬致哀，僅此而已。但我認為，這基本上已經足夠了。」——Erica Yokoyama；譯 邵璐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