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欺凌死灰復燃,誰來守護兒童?2025.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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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半年,社交平台便流傳著兩宗疑似校園欺凌事件:在吵雜的教室內,一名學生憤怒地連番出拳,把對方打出教室;而另一則新聞中,學生以鎅刀傷及同學,背後卻疑似長期受對方欺凌,在情緒爆發下還手。這些事件既是本港欺凌現象的冰山一角,又指向學童情緒壓力和暴力傾向的惡性循環。究竟,本港是否有足夠的機制,預防、識別和處理校園欺凌事件,並從根本上改善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

友邦保險(AIA)集團近日在越南峴港舉行第三屆「AIA健康校園挑戰賽」頒獎典禮,最終有來自澳洲、香港、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越南、斯里蘭卡及菲律賓8個賽區共16間中小學入圍決賽,大會從他們提交的健康與福祉項目中,選出亞太區總冠軍。本屆比賽更特設四個類別獎項:健康飲食、動感生活、心理健康、健康與可持續,關注學童不同層面的健康發展水平。其中的入圍學校在應對欺凌、推動心理健康方面,有哪些經驗可供香港借鑑?

從數據上,香港早年有所改善的校園欺凌問題,近年又一再惡化。經合組織(OECD)定期進行的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調查中,香港由2017年在72個受訪國家及地區中位列校園欺凌情況最為嚴重之地;到2022年,欺凌情況已大幅改善,排名亦跌至榜末。然而,嶺南大學STEAM教育及研究中心去年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本港學童「沒有欺凌指數」創三年新低,近25%的受訪小四和小五學生在過去一年曾遭受欺凌。社交平台更不時流傳著校園欺凌的片段。

面對香港的校園欺凌問題,AIA香港賽區的中學入圍代表──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校長李建文認為,大眾對欺凌的錯誤認知,削弱了對問題的警覺性,「大家可能覺得年青人成長都是這樣,這是錯誤的觀念。」

圖(中):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李建文校長,受訪者提供

「推你一下算嗎?嘲笑別人算?幫別人改綽號又算嗎?」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創辦人及總幹事程德智提問道。該機構長期關注幼童的教育狀況,去年就欺凌問題展開了調查。在過程中,她觀察到社會普遍對欺凌的定義充滿疑問,亦將問題「簡單化」,以為欺凌是強勢的「專屬」,「但欺凌並非單次推撞、改綽號,而是針對特定對象,重複地進行欺凌行為。」這包括肢體和言語暴力,而排擠和孤立亦算其一。除此之外,社交平台的興起亦令欺凌變得更加複雜。在匿名的網絡空間之中,施暴者的欺凌行為可以變本加厲;受害者亦能施以網絡欺凌還擊,學校難以即時察覺。
要從複雜的事態中識別欺凌,老師需要有相關技能,並投放額外的工作時間界定學生的行為是沒有惡意的玩笑,還是重複而具針對性的嘲笑。「但如果老師已經排滿課堂,你還要他們處理學生心理、觀察欺凌情況,這是很困難的,」程德智續稱,老師在工作滿載的情況下,只好退而採取消極態度,「不想知道、不想看、不想管。」

圖: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創辦人及總幹事程德智,受訪者提供

一旦老師從欺凌事件中缺位,受害者便陷於失語的狀態,舉報欺凌者的成本同時亦會不斷增加,而欺凌事件的事態發展正取決於旁觀者的態度。

李建文說:「欺淩現場,通常第一時間是不會看到老師,反而是身邊的同學最清楚。」程德智強調,如果旁觀者沒有機制的保障和支援,只會擔心舉報後成為下一個欺凌對象,唯有拒絕介入事件。

香港政府一直對校園欺凌採取「零容忍」的態度。教育局亦先後發出《學校行政手冊》、《教師專業操守指引》等多份通告,清楚列明學校應對事件的原則,亦有學校處理欺凌事件流程圖供校方參考。可在強硬的口號之下,校園欺凌問題仍然屢禁不止。

程德智解釋,政策以指引為主,學校需自主制訂反欺凌政策和應對機制,並無硬性規定學生和老師必須接受應對欺凌的培訓課程,「部分學校的確會安排課程,讓老師及學生學習應對欺凌行為,但這取決於學校的重視程度。」

因著校本處理的原則,旁觀者即使向老師舉報,手握主導權的校方,又會因著學校聲譽等多重考慮,而選擇息事寧人,未必會啟動校本應急處理機制。李建文說:「極端情況下,如果學校冷處理事件,只會讓欺凌者心存僥倖,令欺凌文化在校扎根。」最終讓事態演變成第一段欺凌影片中的情況:拍片者在笑,大多數同學見慣不怪,只有少數兩人上前阻止。這樣看來,旁觀者、老師和校方層層遞進的一念之差,便足以左右校園的欺凌風氣。

惟欺凌的影響往往延伸至校園之外,它與心理健康互為因果,其嚴重性將由社會負擔。

立行(受訪者並無提及名字,此為化名)自六歲以來一直與暴力為鄰,既活在父母間源源不斷的爭執和打鬥之中,又長期被他們虐打、貶低其自我價值。在他12歲時,已有明顯的自殺傾向。程德智形容,他當時「『縮埋一舊』,上課精神不振,成績退步,逐漸出現抑鬱症狀。」充斥著不安的童年,讓他學會以施暴來保護自己;又將家庭暴力的經歷轉嫁於眼中的弱者。欺凌和創傷便在循環中不斷蔓延。

不幸中的萬幸是,立行因著學校和老師主動介入,轉介至精神科接受治療,但更多的個案隱藏於校園的角落。校園欺凌聯同學業壓力、家庭經濟困難、缺乏支援的特殊學習需要等心理風險,將學生的情緒推向危險邊緣,或終會成為欺凌事件的潛在導火線。

「學生有情緒問題,通常不會找父母傾訴,更加不會找老師;而是找朋友,最後才會找社工幫忙,」李建文指出,這種做法又會令負面情緒在朋友圈傳播,亦無法解決問題。

這些同學們心照不宣的傷疤,終有一日會反噬社會:個人在走投無路之下,手持利器報復欺凌者。程德智說:「有大量的研究發現,個人在幼年時經歷暴力,如果不加以處理欺凌者和受害者的心理情況,他們未來更有可能干犯暴力、謀殺等犯罪行為。」

即使個人情緒問題並未爆發,長期的情緒困擾亦會影響個人的生產力,並為公共醫療系統帶來負擔。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研究,2010年,心理健康問題每年給世界經濟造成約2.5萬億美元的健康損失和生產力下降,預計到2030年,成本將上升到6萬億美元。

香港的校園欺凌問題和心理健康問題絕非孤例。翻查數據,部分東南亞國家亦不能從中倖免。

AIA集團首席市場總監兼比賽評審團主席施斌陞(Stuart A. Spencer)談到頒獎禮的舉辦地越南。他形容,當地過去50年經歷了一個經濟發展奇蹟,如果未來要維持此等經濟增長、持續提高市民的生活品質,是無法在80%的人患有生活方式疾病下達成的。他觀察到,當地學童疫後的心理健康狀況令人憂慮,這亦是整個亞太區需要解決的問題。

印尼的校園欺凌問題同樣嚴重。印度尼西亞教育監測網絡(JPPI)去年的調查發現,當地有紀錄的校園暴力事件按年增加一倍,至573宗。而網絡欺凌亦極為普遍,印尼通信與信息部部長哈菲德(Meutya Hafid)早前表示,「當地在使用互聯網的兒童中,48%的受訪者稱曾遭受網絡欺凌。」


圖(中):AIA集團首席市場總監兼比賽評審團主席施斌陞,受訪者提供

面對日益泛濫的欺凌問題,當地政府2023年立法規定每個教育單位必須成立印尼校園防暴小組(TPPK,Tim Pencegahan dan Penanganan Kekerasan),並由地區政府設立的工作小組支援。學校的TPPK小組由非校長的教職員、校委會或家教會成員擔任,他們有權接收校園欺凌的舉報,以及召集當事人、證人及家長以調查事件,就校園欺凌事件提出應對建議,再向校長報告,而各級地方政府工作小組則向地區教育主管機關報告,從而監察校園欺凌情況。

上述機制確立了校方接收欺凌舉報和調查的責任,與香港相較之下,當地由家長代表和校委會組成的TPPK小組,更能有效防範校方單方面冷處理事件,層層監督之下亦有助於公正調查。然而,措施要發揮出應有的作用,還需要從源頭著手,減低舉報欺凌事件的成本。

在比賽中獲得「AIA卓越心理健康獎」的印尼萬隆市初中SMP Negeri 43 Bandung,其學生和教師合作開發了一款手機應用程式「Bejakuen」(意思為大聲說話),允許學生匿名舉報欺凌行為,由TPPK小組跟進調查,這種做法大幅減低了舉報的心理門檻,亦有助於旁觀者和受害者提供證據。校長Asep Ramdani在採訪中表示,學校過去不時發生針對同學弱點的言語欺凌行為,在校釀成不安情緒,令部分受害學生不想上學。而Bejakuen能夠讓同學安心舉報事件。自程式推出以來,校園欺凌的數量已持續減少。他強調所有的報告和案件均由TPPK團隊討論和相議決策,由老師保管,確保資料保密,並向地方和中央官員報告。這種做法,無疑與本港按需啟動機制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

印尼萬隆市初中SMP Negeri 43 Bandung校長Asep Ramdani,受訪者提供

正因如此,程德智認為,預防、舉報、調查的欺凌機制值得香港學習。她指出,香港需要設立應對校園欺凌的硬性機制,以締造和諧校園的氣氛,包括培訓教職員應對校園欺凌的能力,及早識別高危的欺凌潛在受害者,提供情緒和社交支援;為受害同學提供求救和舉報的渠道,老師需要就舉報「落案」調查、搜證及研究,向校長報告,再呈向教育局,然後按事件的嚴重性聯同社會福利署、警署和醫院跟進事件。此外,她亦提到教育局要公開個案跟進情況,「要有報告,讓公眾了解局方就欺凌問題的處理方法。要有證據,有透明度,才有交代。」

但設立機制並不代表要嚴懲學生,處理方式需要兼具制度性規範,以及復和與同理心訓練,不是放任,更不是一味嚴懲。程德智援引英國的研究指出,部分英國學校對欺凌採取「零容忍」,以一連串的校規懲罰欺凌者,但政策幾乎未有減少校園暴力或凌欺行為,反而造成欺凌者吸毒,學業成績不佳等副作用。嚴懲更會引導兒童以更隱蔽的方式進行欺凌。她說:「我們應該以溫柔的方式處理欺凌者,教導學生要有同理心。」

為了幫助受害者走出陰霾,令施暴者理解自己的錯誤行為,SMP Negeri 43 Bandung舉辦一系列的情感支援活動,以配合舉報應用程式,包括ESQ培訓(情感和精神商數)、每周的社群祈禱、反欺凌運動和社交媒體外展活動,提高學生的同理心和管理情緒的能力,預防欺凌行為發生。

機制之外,學校還需要營造有利於心理健康的學習環境。

AIA集團越南行政總裁Andrew Loh提到,改善學童心理健康的第一步,關乎建立適當的情緒認知,然後締造情緒友善的校園環境,讓問題可以被討論。這不僅僅是學生本身的問題,因為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往往來自父母和學校。

圖:AIA集團越南行政總裁Andrew Loh,受訪者提供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李建文校長亦將重點放在提高學生的情緒韌性以及自我價值。他們推出「幸福校園」計劃,以緩解疫後學生的焦慮問題,其中每周五設立一個半小時的全人健康學習經歷(WLE)課程,為學生提供健身、瑜伽、剪紙技藝、陶瓷、靜觀等動靜態活動。李建文解釋,這些活動與考試不同,著重於協助學生尋找幸福感,提升他們的自我價值,「部分學生在社會和家庭上的遭遇,剝奪了其自我價值,而這些與同儕和老師的共同經歷,能夠讓他感覺到歸屬感,覺得有人『錫』。」

他亦提到復和計劃的重要性。當欺凌事件發生時,學校除了盡快制止事件之外,還需要安排老師或社工舉辦工作坊,以角色扮演的形式,讓欺凌者明白行為帶給別人的傷害,教導他們不能以欺凌達到目的,同時讓事件中的每一位持份者了解到欺凌者的行為動機。

不過,他亦承認學生一旦離開校園,投入網絡世界,便很難限制學生閱讀及發布的內容。在課程上,學校教導學生過濾假資訊,不要成為「酸民」(hater),提升數碼素養,惟難以抵消網絡世界帶來的影響,唯有盡力教導學生小心使用網絡。

WHO的研究發現,每投資1美元用於抑鬱症和焦慮症的心理諮詢和藥物治療,就會產生4美元的經濟回報,並改善市民的心理健康,提高生產力。

AIA集團舉辦「AIA健康校園挑戰賽」的目的,正是為了投資下一代人:鼓勵參賽學校的老師及學生共同策劃並實踐健康項目,培養下一代年輕人的健康意識,並藉此改變父母的不良生活習慣,繼而影響社區,並以獎金鼓勵和推動健康項目向外推廣,吸引其他學校仿傚及跟隨。

圖:AIA集團品牌部總監Stuart Woollford,受訪者提供

經歷了兩屆比賽,健康的變革正在地區悄悄推進,AIA集團品牌部總監Stuart Woollford稱,公司在每個學年結束時都會對參賽學校進行調查,去年的調查發現有94%的受訪學生認同,項目令他們更理解健康的生活方式;亦有85%的學生表示,他們希望持續改變自己,過更健康的生活。

施斌陞聲言,舉辦比賽沒有為集團帶來收入,這樣做是為了做「正確的事」,對社群和下一代作長遠投資,正如集團提出的「AIA One Billion」願景:計劃於2030年前推動十億人更健康、更長壽,集團未來不會停辦比賽。他說:「目前,我們已走在正軌,影響逾5億人的生活方式,而『AIA健康校園挑戰賽』是計劃的重要部分。」──撰文 黃舜煬;曾煥芝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