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不時被人詬病，為了追求學術排名，為學術而學術；學者一窩蜂追逐熱門的研究範疇，或研究一些可有可無的論題，只為滿足各種論文發表數目要求。學術研究不再推動人類社會進步，年輕學者的科研熱誠亦早已被消磨，人們憤而疾呼學術界要回歸研究的初衷。在談論事情對與錯之前，我們是否需要為之「祛魅」，重新理解「科研」為何物？
「在學術界，我們面臨著巨大的壓力，迫使我們在撰寫研究提案時，必須圍繞那些更有可能獲得研究資金的重大科學議題，但這樣的做法可能會束縛科學的進步。此外，我們的學術體系也將個人成就與論文的發表數量掛鉤。我們該如何才能保持科研的初心呢？」在香港科學館舉辦的「邵逸夫獎得主圓桌論壇」上，一名來自香港大學年輕學生將上述困惑，拋向台上四位邵逸夫獎得主。
「太激動了。這只是一場智力遊戲（intellectual game），」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天文學和行星科學教授、邵逸夫天文學獎得主庫爾卡尼（Shrinivas R Kulkarni）一頭白色捲髮，身穿紫色內襯、黑領帶，身體微微斜傾，面向提問者，「如果你有足夠的聰明才智，深諳遊戲規則，自然能夠在『遊戲』取得成功。」
相比起鼓勵、保持科研熱誠，庫爾卡尼反求諸己的回應似乎並不是對方想要的，坐在他身旁的生命科學與醫學獎得主鄧瑞麗（Swee Lay Thein）亦笑言不同意，建議學生應該專注處理重要的事，待時機成熟，才著手研究感興趣的議題。
鄧瑞麗（受訪者供圖）
這一盤冷水恰好反映出庫爾卡尼的性格。這名68歲的邵逸夫天文學獎得主，閑時熱愛研究經濟危機及企業興衰，其行事為人流露出務實和企業家精神。「大多數人認為科學家不切實際，只關注非常理想的事，」但他認為學術研究正如創業，而教授正是其中的行政總裁，需要不斷進行自我分析及自我完善，又需要務實而果斷地推行研究項目。
他曾在不同訪問中提到，「好的問題太普遍了，但答案很少。」現時學生經常被重要的學術問題牽著走，卻忽略了最重要的問題，「究竟自己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嗎？」
庫爾卡尼出生中等階層，自幼在印度胡布利（Hubli）長大，當時只是一個人口不過十萬的小城鎮，既非經濟重鎮，亦非政治重心，距離南印度主要城市班加羅爾（Bengaluru）四百多公里，「沒什麼先進的。」
父親在當地任職外科醫生，性格異常務實。1992年，他在加州理工學院任職助理教授，獲頒美國35歲以下科學家／醫生／工程師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沃特曼獎（Alan T. Waterman Award），以及隨之而來的50萬美元獎金（現為40歲以下，可獲100萬獎金）。他憶述當年，笑言父親不但沒有恭喜他，反倒問他這些錢可以用來買菜嗎？「當他得知獎金只限於從事科研，他說：『沒關係，你知道還是拿錢比較好』。」
母親是家庭主婦，本出生於良好家庭、受過教育，但為了照顧他生病的父親而被迫退學，「她認為女性應該接受教育，變得足夠獨立和強大。」
他有三位姐姐，是家中的老么，與父母一同擠在一間兩房的小公寓裡。儘管他是家中的唯一男丁，但父母早已將資源和精力傾注於三姐妹身上，就如印度的中產家庭，期望她們能成為專業人士，無論是醫生或工程師，還是稍差一些的會計師，母親對她們寄予厚望。待他出生時，他們經已耗盡精力，「父母對我無任何期望。母親把一間睡房分給長女和次女，三女則是住在走廊，而我則在廚房學習。」
這種際遇既讓他有空間走自己的路，又讓他置身於最激烈的競爭環境之中。與進入「本地－邦」教育系統的三姐妹不同，他選擇進入中央政府學校系統，與全國各地的學生競爭。印度理工學院（IIT）是當地最頂尖的理工學府。據世界大學報（Univeristy World News），2023年有近90萬名學生參加聯合入學考試（JEE），IIT僅錄取1.62萬人，錄取率不到2％。而庫爾卡尼成功考進其應用物理本科碩士連讀項目，從胡布利隻身走到印度第二大城市德里，成為萬中無一的精英。
他笑說，由於教育系統競爭激烈，小時候只能眼睜睜看著姐姐在大學贏得金牌，如今接過邵逸夫天文學獎，有證書、金牌還有120萬美元獎金，「我對家人說，我終於奪金了，而它比你們贏得的所有金牌都更有分量。他們都笑了。」
庫爾卡尼在採訪時單腳盤在凳上，略顯疲態，卻說話有力。他坦言自己並不理解像愛因斯坦、費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或費米（Enrico Fermi）這樣的曠世奇才，在學術路上的重要轉折，均離不開不斷的自我認識和修正，「學習成為優秀的學者。」
邵逸夫獎得主分享會活動現場（受訪者供圖）
他自少熱愛數學，亦有意在物理學理論上深造，為此紮實的物理學理論基礎和數學天賦是不可或缺的，但與IIT來自全國各地的同儕相比，他很快發現自己的數學天賦不夠強大，亦沒有做優秀理論家的才能，「很幸運，我想我生來就有一種自信，我從未懷疑過自己。這並不傲慢，如果有一個錯誤，它不會困擾我，我會立即分析它，然後我說好吧，讓我改正。」機緣巧合之下，在班加羅爾舉行的暑期學校，有一個天文學的課程，「我立刻意識我可以在這個領域做得更好」，從此走向實驗天文學，向加州伯克萊分校（UC Berkeley）申請博士獎學金，其後在加州理工學院獲得教職，任教至今已有27年。
「我們需要認識自己，分析自己，了解自己的潛力，」庫爾卡尼如今指導32名碩士、54名博士後，大多是22歲或27歲，他曾說很難理解他們的不自信，「大多數人或因害羞、自尊心作祟，不會像外科手術般剖析自己。我們不應該害怕徹底審視自己，」他又說，「但現在學生經常犯下的錯誤是，無相關的技能，只憑著對議題的興趣，就說要做研究，支持我吧。現實不是這樣的。」
邵逸夫獎基金會將本屆天文學獎授予庫爾卡尼，旨在表彰他對毫秒脈衝星（MSP）、伽馬線暴（GRB）、超新星（Supernova）和其他可變或瞬態天體的突破性發現。他主導興建帕洛馬瞬變工廠（Palomar Transient Factory，PTF）及茲維奇瞬態設施（Zwicky Transient Facility，ZTF），用以觀察不同的超新星等不同天文現象。
而這兩座工廠從構思到落成，形同創業，同樣需要從競爭激烈的學術市場中突圍而出，需要向「投資人」證明想法的可行性、規劃和前景，遊說他們參與種子輪投資，「為此，你必須發光發亮。」
千禧年初，庫爾卡尼發現加州理工學院自1936年開始運行的帕洛馬18英吋天文望遠鏡無法探測出中子星（neutron star）相撞、合併而伴隨其後在爆炸中產生放射性衰變等短時天文學現象。他有意建造一台更先進的天文望遠鏡，以觀測由中子衰變和放射性鎳驅動的大新星（macronova）。為了籌集項目資金，他透過朋友結識了電腦工程師羅辛（Wayne Rosing），他先後在數碼設備（DEC）、蘋果（Apple）和Google中任職工程總監及工程副總裁，同樣鍾情於天文學。於是乎，庫爾卡尼向他提出對自己頗為嚴苛的投資計劃，「給我150萬美元和六個月的選擇權期限。在期限結束時，我會透過在其他地方的承諾將資金翻倍，然後我們會有一個建廠計劃。」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講台上說，「你絕對不能拿150萬美元就走，你應該把自己置於困境之中，這樣才會做好事情。」
兩年多後， PTF陡然矗立在加州聖地亞哥（San Diego）帕洛馬山上。PTF於2012年完成歷史任務，由帕洛瑪臨時中級工廠（iPTF）繼任。其後庫爾卡尼推動ZTF的興建項目，在48英寸塞繆爾·奧欣望遠鏡（Samuel Oschin Schmidt）上安裝低溫 CCD 科學相機，其觀察面積為47平方度。相機帶有機器學習演算法，用以篩選設備每兩天掃描一次北方天空所收集到的相片，進行自動跟進和分類。項目同樣得到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多間學校的支持，而在項目將近耗盡資金之際，海辛-西蒙斯基金會（The Heising-Simons Simons Foundation）出手捐助數百萬美元為之續命。
研究企業興衰的業餘愛好，讓他意識到學術界的寬容，以及商業社會的殘酷，需要更有效管理和改善自己，「在學術界，你的研究長年沒有進展，你依然會有教職，學校仍然會出糧；但在商業世界，即使你有好的想法，一旦耗盡資金，那就意味著即時死亡。」
目前，ZTF管理著世界上最大的超新星調查研究，發現逾1萬顆超新星，佔天文學家自2012年以來所有有記錄發現的70％以上。在本次圓桌會議上，當被問到為何ZTF會公開所得的數據，庫爾卡尼坦言，研究團隊曾就此爭論良久，但他認為一個人的時間和大腦容量有限，與其私藏這塊「天文瑰寶」，還不如視之為品牌營運，讓各國的研究團隊共同進行科研探索。截至今年2月，ZTF的研究團隊已經根據所收集的數據發表了220篇論文，其中10篇更刊登上在頂尖科學期刊《自然》。全球的科研團隊也因此撰寫了超過1000篇相關論文。
他自認為一位連續引領多間公司走向首次公開招股（IPO）的創業者，沿著「新想法、獲得種子資金、成長、吸引年輕人才、完成後再啟動新項目」的路徑，持續投入學術研究。「有些教授希望他們的研究項目能夠持續越久越好，」而他在二十多年的研究生涯中，已經完成了五、六個不同方向的科研項目，每三到五年便轉換一次研究題目。對於部分學者窮盡一生，只為解答一道難題的科研偏好，他自認缺乏長期專注單一議題的信念，更願意解決「能夠解答」的問題，而在成本效益分析面前「無法解答」的問題，他則直接放棄。
待完成ZTF項目後，庫爾卡尼或會開展不同方向的項目，「我非常好奇。事實上，我發現很多問題都十分有趣。」他說若有機會的話，會寫一本書，「說明科研和商業沒有太大差別。」──黃舜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