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參與的項目中，很多都和政治社會議題相關，你對這一領域的關注源於何時？比如著名的「真實非軍事區計劃」（Real DMZ Project），策劃這一展覽時有怎樣的目標？

1984至1988年我就讀於梨花女子大學，當時正值學生民主化運動的高峰期。我目睹了身邊的朋友參與鬥爭甚至入獄。這期間的社會政治環境，讓我認識到藝術作為社會轉型催化劑的重要作用。我從1990年代開始策展人生涯，並在2000年代中期，開始思考那些撼動韓國社會環境的各種問題，比如不斷變化的社會狀況、被遺忘的地方性等，並策劃了一些反映政治與社會背景的展覽。

事實上，韓國很多藝術項目通常都由文化部、市或道（韓國行政區劃）以政治背景設計，並給予短期資助。但2011年開始的「真實非軍事區計劃」則以較小規模獨立啟動，且具有長期性。我們在陽智里（Yangji-ri）建立了一個基地——這裡曾是平民控制綫（Civilian Control Line）內的小村莊——讓藝術家、研究人員、學者乃至舞蹈家、建築師和當地居民能開展合作。長期的研究和構思也累積了越來越多有關邊界、分裂以及分裂導致的社會問題的知識。作為策展人，我們的想法和觀點也會隨時間推移而不斷變化。比如該項目目前關注的是這片因分裂而無人居住的空地，如何在自然因素的影響下發生變化。

位於首爾的藝術中心Art Sonje Center

自成立以來，Art Sonje Center已為李昢、鄭栖英、梁慧圭、咸京我（Ham Kyungah）和李美來等諸多韓國女性藝術家舉行了個展。從我的職業生涯初始，我就對韓國參與女權運動的藝術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經常與她們見面交流。我在1990年代認識了李昢，1998年我們在Art Sonje Center舉辦了她的首次個展。1995年，我與藝術家Yong Soon Min一起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這些會議和活動讓我得以關注那些被主流機構忽視的邊緣聲音。

在Art Sonje Cente的一次展覽中，我又結識了梁慧圭，並邀請她於2008年舉辦個展。不過，由於她要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韓國館，考慮到藝術家的日程安排緊張，我們最終於2010年舉行了她在韓國的首次機構個展《Voice Over Three》。個展分為三個部分：圖書、展覽和受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啟發的表演項目，探討了由主體、他者和他人（subject, other and another）所組成的最小群體之間的相互關係。梁始終對他者性和親密性（otherness as well as intimacy）著迷，並視其為反義詞，將它們納入自己的抽象語言中。

Art Sonje Center藝術監督金宣廷

韓國經歷著快速而深刻的變化，這似乎總是為藝術家的創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比如1980年代，人們開始關注民主化相關的作品；1990年代，則出現了探索發展和生活變遷的作品。而2010年起，（藝術家）開始關注女性主義和性別問題。

我相信，韓國女性藝術家中存在著從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到更具社會意識的女性主義（socially conscious feminism）等不同光譜。比如李昢早期的創作實踐中，對女性主義的探索通過表演來實現，身體是其作品的核心。隨後，這演變為與技術相關的半機械人（cyborg）或怪物（monster）形象。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她的藝術作品與雕塑材料的融合——在她的絎縫藝術（quilting）作品中，軟質材料和珠子等裝飾物的使用也體現了她一貫的女性主義視角——這始終是她作品的起源。

從我的角度來看，體現女性觀點並不是為了倡導某種議程，相反，是源於我作為女性在特定的社會政治背景下的經歷。這些經歷自然地影響著我的決策和實踐，並使其有別於男性同事。

從#MeToo到6B4T，再到反女權主義，韓國的女性議題經歷了多重浪潮，近年來，韓國藝術家在作品中關於女性問題的討論和表達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的確，藝術家對社會政治環境作出回應，也從社會問題中汲取靈感，並通過作品表達自己的觀點。然而，至關重要的是要認識到，藝術不應被當成特定政治目標的武器。在我看來，藝術是一個平台，可以傾聽不同的聲音和觀點，促進對話與理解。而韓國最近的女權運動也體現了新一代人的反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