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創業大街(受訪者提供)

中國內地創業浪潮再起2026.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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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學」退場,AI強勢崛起。創業變得更易,也更難。

美國新罕布什爾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張琳會親切地喚「中關村」作「白石橋」,她兒時跟父母在北京短暫生活過在這街區。那時,這裡還只是個魚龍混雜的電子大賣場,當中最具標誌性建築物便是中關村大街1號的海龍電子城。

再及成年後,張琳在北京、香港和美國輾轉求學的近十年間,命運多次將她帶回這個街區,而此地已搖身一變成為眾人口中的「中國矽谷」,昔日電子賣場也掛上了「智能硬件創新中心」的招牌。在中國內地政府的政策號召之下,無數的創業者和投資者聚集於此,開啟創業浪潮。內地官方媒體「科學網」報道,截至2015年底,中關村累積入駐了700個創業團隊,有375個團隊獲得融資,融資累積18.75億元人民幣,即平均每間企業獲得500萬元人民幣的融資額。

張琳(受訪者提供)

2015年8月,張琳親身走入這場熱潮,以一杯咖啡開啟了對中關村長達八個月的學術調研,不僅深度訪談數十位業界人士,還參與了路演、講座和社區交流等一線活動。而這些對於中國科技創業者具體而細微的內部觀察,連同她對淘寶村、代購社群的田野調查,集結成2023年出版的英文著作《The Labor of Reinvention》。今年,中文譯版《創業打工人》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潮起潮落,不過數年。2019年,張琳再次回到中關村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學術調研,昔日雄心壯志的年輕人已四散。「那還是疫情前,整條創業大街已經是創業空間比創業者多的一個狀態了。」張琳說。

只是,數年疫情的寂靜後,創業熱潮又被生成式人工智能(AI)重新燃點起來。一人公司(One Person Company,OPC)的概念在內地急速興起,支持政策也逐步出台。OPC的字面意思是僅有創辦人一位員工的公司,而在這個時代則常指創業者依靠AI工具獨自營運的企業。根據中關村人才協會的報告,2025年上半年,新註冊OPC達到286萬戶,按年增長47%。而根據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姚建華教授團隊發布的《2026年中國一人公司調研報告》,截至今年5月,全國已有426個OPC社區,覆蓋65個內地城市,主要集中在華東、華南的沿海地區。 

數碼港OPC Hub(攝影:楊瀅瑋)

這輪AI驅動的OPC創業浪潮也迅速捲到了香港。2026年7月,數碼港啟用全港首個專為一人公司而設的OPC Hub,向成立不超過兩年的香港註冊企業開放,申請項目須與AI代理高度相關。數碼港不僅為OPC創業者提供辦公空間,也聯同全球科技龍頭向入駐創業家提供AI算力等資源。

LensAI創辦人況玉清是入駐數碼港OPC Hub的首批創業者,但與其他創業者不同,他才剛移居香港半年。此前,況玉清在內地公關及營銷龍頭藍色光標擔任高級顧問逾十年,同時也斷斷續續地經營著一個自媒體賬號「透鏡公司研究」。

出於方便經營副業的緣故,他早在2014年於內地註冊公司。「透鏡公司研究」曾多次發布調查報告,成功揭露多間上市公司財務造假的情況,因此累積不少關注,目前在內地投資者社區「雪球」上有過萬名粉絲,在微信公眾號上也有逾9600名訂閱者,當中包括金融機構分析師、經管學院教授和財經記者。

隨著內容影響力日益擴大,投資人開始主動找上門。「2018年至2020年間,有三波投資人來找過我,大意都是讓我把分析公司的能力沉澱成AI。」況玉清說,其中包括李開復旗下創新工場的投資經理。但當時的AI只能機械地執行任務,仍未具備分析、推理和判斷能力,況玉清與投資者商談幾次後,還是將項目擱置了。

在OPC Hub辦公的況玉清(攝影:楊瀅瑋)

再到況玉清真正對AI改觀,已是2025年底。那時,OpenClaw橫空出世,AI代理首次進入大眾視野,在內地掀起一陣「全民龍蝦潮」。

與此同時,藍色光標也已經開啟「All in AI」的轉型戰略近乎三年,況玉清也熟習了將AI應用於職場。況玉清回憶,當時公司不止提供了國內外最好的模型和大量的詞元(Token),還將員工考核績效(KPI)也改為跟AI掛鉤,例如AI使用時長,AI滲入應用場景的程度等,「直接影響到職位晉升。」

2024年底,他開始嘗試將自己的財務分析調查能力轉移到AI上,但當時「模型能力還有限,只能做出輪廓,需要以多次對話來糾正」。再到去年底,OpenClaw為代表的AI代理出現,況玉清感覺工作流程變得很順暢,雖然分析能力仍未理想,但隨著模型每隔幾月的升級,效果亦日益改善。

在9月的訪問中,況玉清表示,目前LensAI的分析、研究及內容產出能力相當於藍色光標的高級經理至副總監級別。他又以內地金融終端公司萬得(Wind)旗下同類的AI代理產品比較,表示LensAI在公司財務分析都表現得更精細、更專業。

今年5月,況玉清正式辭職創業,全力打造這款AI財務分析產品。根據他的計劃,LensAI主要面向客戶將包括上市公司、財經媒體、金融機構和投資者社區,目前公司已經開拓了前兩種類型的客戶,並取得穩定收入。

然而,當AI終於補上當年的技術樽頸,市場風向卻不復從前。「以前找我的投資人,投資要求比現在低很多。」況玉清感歎,如今,內地創業項目除了要具備「絕對的護城河」,往往還要符合半導體、AI基礎大模型等國家戰略方向,才較有機會取得融資。

張琳近年走訪了內地多個OPC社區,也有類似感受。「上一輪的時候,大家會覺得機會有很多,什麼行業都可以試著做做,但AI的創業卻沒有這麼明顯。」她感歎道,與2010年代互聯網興起時的創業氛圍相比,AI時代下的創業氛圍已然是大相徑庭。

製圖 黃嘉敏

經濟環境是造成冷熱差異的主要原因。根據世界銀行(Work Bank)的數據,在2000年的第一個十年中,中國內地的國民生產總值(GDP)曾經一路狂飆,連年GDP增速達到雙位數。

「問題是,你能做,大家都能做。」張琳以電商舉例,現在依靠AI,能夠取代團隊裡的拍攝、美術設計、客服,甚至網站編程等工作,但人力成本減少的同時,競爭也同步變得激烈。「做電商的朋友告訴我,現在打開購物軟件,基本上商品圖都是AI做的了。」她說道。

「『內捲』是這個時代的主旋律。」張琳續指,這種「內捲」,本質上是內地經濟正遭遇資本主義裡典型的「過度生產危機」,即商品或服務的供給過度。「由於歐美日韓等過去(內地)依賴的出口市場出現保護主義,以及內地消費的疲軟,現在的產品和服務價格是無法提升的,陷入了一種負循環。」張琳說,「簡單來說,就是在內地比較難賺錢。」

張琳走入的創業空間內部(受訪者提供)

經濟數據印證了這一說法。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反映商品批發價格的中國內地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的按年變化自2022年開始出現了連續三年的負增長,直至今年3月才回暖。

張琳續說,即便AI製造了新的行業和崗位,「內捲」的情況依然存在。例如,在她走訪的各個OPC社區中,AI短劇行業曾吸引大批創業者湧入,「但大部分人都賣不出好的價格。」

製圖 黃嘉敏

同時,AI創業也有成本,驅動AI工作和生產的基本計費單位是Token。高盛研究部負責美國半導體和IT服務的資深股票分析師施耐德(Jim Schneider)表示,隨著消費者和企業採用AI代理,預計2026年至2030年間,Token消費量將成長24倍,達到每月12萬兆Token。 

況玉清回憶在藍色光標時使用公司採購的Anthropic模型,他每日消耗大約1至2億Token,每月計費約為2000美元(約1.6萬港元)。離開公司後,他改用內地大模型公司的產品,現在每月Token成本亦需5000至1萬元人民幣左右。

「所以這不是零成本創業,基礎設施變成了Token,許多創業者都需要進入OPC社區,以獲得模型使用的補助。」張琳指出,現在的經濟環境之下,創辦OPC能賺取的收入,未必能覆蓋到企業持續運營的成本,亦難以復現過去「一人創業,養活全家」的情況。

製圖 黃嘉敏

另一方面,國家政策一直深刻地影響著內地創業的風向和生態——這是內地創業環境不能忽視的主線。「中國個體創業衝動與國家戰略之間存在著微妙的共謀關係。」張琳寫道。

上一波的內地科技創業潮,其實要追溯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張琳在書中整理,內地政府為應對金融危機後的外需下降、製造業承壓等經濟挑戰,把科技創新和創業視為經濟轉型的新動力。在2014年,「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又稱「雙創」)被提升至國家政策層面,中央和地方政府開始通過政策補貼打造創業生態。例如,國家級孵化器項目可以獲得數百萬元啟動資金,部分地方政府則向創業社區提供減稅、免租、水電補貼等優惠,私募和風投資金也在「政府引導基金」的帶領下入場尋寶。

在政策鼓勵和財政補助之下,內地科技創業生態迅速成型,根據中國科技部一份關於「創業孵化器」的官方文件記載,截至2015年底,全國納入「火炬計劃」的孵化器達2530間,孵化器自有基金總額達365億元人民幣,2011年至2015年間,共有逾2.65萬間位於孵化器的初創企業,取得約842億元投資。

這波創業熱潮中走出了許多港人熟知的內地科技龍頭:美團、滴滴出行、小米、拼多多等。但事實上,站在投資機構的角度,尤其是早期投資,投中明星企業的成功率非常之低。「即便是英諾基金,規模這麼大的天使投資人,那個年代的創業項目存活率都不足1%。」過去曾任中關村天使投資聯盟專家顧問的況玉清說道,「所以到了後面,投資人就會變得越來越謹慎,對項目的要求會越來越高。」例如,他觀察到,內地的孵化和投資體系更加偏好具有數億元估值潛力、甚至以上市為目標的公司。

「在內地,政策導向會對創業環境產生很大影響,而政策導向又受到地緣政治影響。」況玉清續說,近年中美關係緊張,國家更看重供應鏈安全和自主可控,政策資源和風投資金也更多流向半導體製造、AI基礎模型和生物醫藥等前沿、高端的戰略產業。在這種競爭格局中,普通小型初創能獲得創業融資的機會也急劇降低。

中關村創業大街上的咖啡店被視為創業者的聚集地(受訪者提供)

張琳則在書中形容,這種創業文化是獨特的「中國範式」,有別於西方的自由市場敘事或社會主義中的集體主義。

而這也是況玉清最終沒有留在熟悉的北京創業,而是通過「高才通」計劃遠赴香港創業的原因之一:「北京和香港同期都有OPC社區開放申請,但我最終選擇了在香港遞交申請。」

他認為,香港的創業生態雖不及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內地一線城市般成熟,對小型企業的起點反而較為友善。「只要項目能夠維持盈虧平衡,並對香港金融服務生態有所貢獻,即使最終只是一支年收入數百萬元、由三五人組成的『小而美』團隊,也可能獲得政府支持。」況玉清續指,企業「南下」或會成為未來的大趨勢。

創業也曾被視為打破階層,實現向上流動的重要渠道。但在AI世代,張琳對此並不樂觀。她在美國教書,這幾年見到有學生大學畢業後跟著做水喉技工的父親當學徒,也有人進了母親任職的銀行。她指出,當AI取代了初級職位,「現在連進入企業都需要靠關係了。」而且,即便年輕人入職了初級職位,「獲得培養的機會也變少了,可能都是使用AI處理工作。」

張琳形容,美國本是移民社會,相對更少依賴「人際關係」實現社會流動,「但在機會縮減、資源有限的時候,『關係』和『階層』的重要性就會上升。」

張琳在中文再版書本的序言中寫道,2026年,「越努力越幸運」的成功學敘事已經褪色,人們不再輕易將創業與階級上升掛勾,但也會嘗試以AI創業來維持生計。而在張琳眼裡,這種創業或許更接近後增長時代的自我重構:「他們未必擺脫了不穩定性,卻在某種意義上,開始更主動地追問:當『成功』不再是上市、買房與財富自由,勞動究竟還能如何承載一種值得過的人生。」撰文:楊瀅瑋